四、錫蘭山布施碑

鄭和等率船隊第二次出洋路過錫蘭山（今斯裏蘭卡）時，曾對當地佛寺布施，並立有碑記。鄭和立碑石之事，雖不見《明實錄》提及，但明人嚴從簡記載，“永樂七年（1409），中使鄭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國，賚金銀供器，彩妝、織金寶幡，布施於其寺。”（注：《殊域周咨錄》卷9，“錫蘭山”條，余思黎點校本，中華書局，1993年，第312頁。）雖未明確提及立碑之事，但足見明人知鄭和布施之事。

鄭和及其船隊在15世紀上半葉橫行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幾達三十年，但至今遺留海外直接事關其航行的文物卻不多。今東南亞各國所有者無非一些紀念性建築或與後人傳說有關之物。據文獻記載，鄭和在遠航途中曾於海外他處立碑，但今多數不知所終，存者僅有錫蘭山碑。故此碑成為研究鄭和海外活動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按國外學術界的說法，錫蘭山碑乃由工程師托馬林（H.F.Tomalin）先生於1911年發現於斯裏蘭卡南部港口伽勒（Galle）（注：伽勒位於今斯裏蘭卡南部之南方省（Southern Province），距該國最南端城市馬塔拉（Matara）不遠，位於該城以東約45公裏處。從伽勒沿斯裏蘭卡西南海岸向北行約116公裏，便達該國首都科倫坡（Colombo）。）的一個靠近克裏帕路（Cripps Road）的一條管路（culvert）之中。（注：此碑發現經過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學刊》（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A.S）第1914年號。據伯希和《鄭和及其旅行補考》（“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Tcheng Houo et sures Voyages”，載《通報》，第3—4期，1935年），此碑文由Perera首次刊在Spolia Zeilanica上。沙畹（E.Chavannes）在1915年的《通報》上著文介紹此碑。見陳得芝：《關於鄭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問題》，載《鄭和與海洋》，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年，第207頁。）在今日伽勒尚有一個市政行政區（Municipal ward）和一全次級郵政所（sub-post office），在僧伽羅語（Sinhal）中被稱為Cheena Koratuwa，其意為“中國碼頭”。（注：參見索瑪斯裏·戴文德拉：《有關斯裏蘭卡阿拉伯字記錄的新資料》，收於《斯裏蘭卡與海上絲路》（Somasiri Devendra，“New Light on Some Arabic Lithic Records in Sri Lanka，”in Sri Lanka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eds.by Sendake Bandaranyake，Lorna Dewaraja，K.D.G.Wimalaratne，The Sri Lanka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ESCO and the Central Cultural Fund，Colombo，1990），第217—219頁。）

但實際上，在工程師托馬林之前，此碑似已有中國人提及。據清王韜《漫遊隨錄》記載，在他遊歷錫蘭時，借當地土人導遊，入一小寺，寺中有臥佛，並說“明永樂年間，太臨監鄭和曾賚法器、寶幡，布施寺中。……華人來此者，當以鄭和為能副其職，俾國威遠施於域外。嗣後華人亦幾絕跡矣”。（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1軼；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齊魯書社，1989年）已引述，見下冊第88—89頁。）王韜雖未直接提及此碑，但他在描述自己參觀當地一所臥佛寺時突然提到鄭和布施之事，證明他曾親見此碑。他還提到，在鄭和以後，曾不斷有華人來此地參觀，瞻仰鄭和遺跡。這說明此碑歷數百年，一直未為人遺忘，當地人不但知道，且不斷引領來訪華人參觀。清黃遵憲在其《人境廬詩草》中一首《錫蘭島臥佛》詩中亦提及鄭和。（注：見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頁89。）足見直至他出洋至錫蘭時，尚知鄭和當時就在此寺中或此寺附近立碑。

20世紀上半葉向達先生在倫敦搜求資料時，見此碑拓片。（注：《文哲季刊》第4卷所收王古魯譯《鄭和西征考》錄有此碑漢字碑文。茲據金雲銘：《鄭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證》，原載《福建文化》，第5卷，第26期，1937年11月；此文收於《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見第153頁注17。）馮承鈞先生在校注《星槎勝覽》時曾提及其文。1959年向達先生在中華書局出版其校注之《西洋番國志》時，“第一次根據拓本著錄”錫蘭山碑漢文銘文。向達先生刊布上述銘文後，國內學者首次了解鄭和此次在錫蘭出使時的活動細節。但向先生未嚴格按原碑逐行刊布碑文，且未提及此碑乃以漢、波斯與泰米爾（Tamil）三種文字刻成，是為憾事。此碑現存斯裏蘭卡科倫坡國立博物館。筆者參加聯合國“海上絲綢之路”考察時，曾於1990冬造訪該博物館，並親見此碑。當時雖然拍照存留，但未能制作拓片，無法直接使用。此後國內多人曾訪問該館，國內各種出版社中亦數度刊出此碑照片，惜均未附有拓片。是故國內學界至今未能見碑文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