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錫蘭山布施與錫蘭山之戰的關系

按此銘文，此碑於永樂七年（1409）春在中國刻成，兩年後立於伽勒。其波斯文銘文雖損壞嚴重，但在提及所贈禮品的部分仍然依稀可辨，言明布施是“為了伊斯蘭之光”（to the light of Islam）。泰米爾文碑文也遵循同樣的格式，而布施的受益人是Tenavarai nayanar神。帕拉納維塔納認為就是印度教的Devundra Deviyo。

此事既明，則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研究記載鄭和向錫蘭山寺院布施的錫蘭山碑。錫蘭山的三種文字碑銘並非在當地制成。據上引嚴從簡記載，向錫蘭山寺院布施之事乃是出航前已決定之事。而據上引向達教授所錄錫蘭山碑漢文碑文可知，錫蘭山碑是明成祖禦制之碑。由於擇石，鐫刻銘文與紋飾（包括碑頂之雙龍相對雕像）需較長時間，不可能在鄭和停泊錫蘭山期間完成，而只能是鄭和出航前已經依照明成祖旨意制碑。故此三種文字合璧碑也是出航之前已經準備好了的，並在出航前裝船，然後運至錫蘭山立石。制碑與裝船的地點應當就在當時明朝的首都南京。今南京東郊湯山附近遺有朱棣為明太祖所制巨型石碑的未完成品，可見那裏是一處官辦采石場。如能有機會檢測錫蘭山碑的材質，將之與湯山或南京附近其他山石進行對比，或許能使能本案獲得滿意的結論。

有些學者根據漢文碑文所提到的永樂七年（1409）二月，認為此時鄭和尚在錫蘭山，並依此為據來推算鄭和第二次與第三次航行的行期，足見確認錫蘭山碑乃出航前已經備好一事，有重要意義，亦即此碑之日期並非鄭和立碑之時，而是明成祖頒旨的日期。（注：法國伯希和與日本學者山本達郎早已指出這一點（見上引陳得芝：《關於鄭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問題》，第210頁注1），但有些中國學者並不按受，反而堅持此碑日期乃為鄭和在錫蘭山的時間之誤說，見上引金雲銘：《鄭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證》，第140—141頁。誤解此碑日期的學者還有束世澂，見其著《鄭和南征記》（出版於1941年3月）。此書之節錄標題為《鄭和下西洋記事》，收於《鄭和研究資料選編》，第160頁。持此說者為數甚多，茲不再引。）在自然動力航海時代，中國海舶出洋下番只能在每年西北風起的深秋至冬季。據《星槎勝覽》鄭和於永樂七年九月從太倉啟程，十月抵福建長樂，十二月才從五虎門洋出航。按通常從華南至錫蘭山或南印度須航行三個月計，船隊抵達錫蘭山時已為永樂八年（1410）春末。

與此碑直接相關之重要事項為鄭和所統海軍的錫蘭山之役。錫蘭山之役《明實錄》、《國榷》等書系於永樂九年（1411），其他史料則記為永樂七年。學者們的解說也各不一。實際與鄭和立碑應為同一次出洋。（注：見陳得芝：《關於鄭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問題》，第211頁。）綜合錫蘭山碑之漢文碑文、明嘉興藏本《大唐西域記》卷11《僧伽羅國條》（注：茲據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下），第1579頁。）及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的記載，可似構錫蘭山之役的先後過程為：

永樂三年（1405），鄭和首航，次年初抵錫蘭山。當地國王欲加害中國船隊，中國船隊避去。

永樂七年（1409），鄭和準備第三次遠航。預計船隊在錫蘭山會遭遇困難，時成祖打算以向該國佛寺布施的辦法留下“買路錢”。在出航前事先備好禦制碑與財物，並裝運上船。

次年初，船隊抵錫蘭山，鄭和船隊打算布施立碑，但雙方對明政府布施財物談判破裂。錫蘭方面謀襲船隊，為鄭和識破。明軍遂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出奇兵制勝。布施之事也許就此中止。

永樂九年（1411），攜被俘錫蘭國王至北京。（注：受篇幅限制，此事留待將來撰文討論。）

換而言之，鄭和向錫蘭山寺院布施與生俘錫蘭山國王，乃是同一件事。

［原文載《鄭和研究》，2008年第4期，原標題為《〈錫蘭山碑〉的史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