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再使哈烈

永樂八年（1410）二月丙午“哈烈沙哈魯把都兒遣頭目迷兒即剌入貢方物”（注：《明太祖實錄》卷101，冊12，第1316頁。）迷兒即拉歸回時，成祖派白阿兒忻台隨同西行，再訪帖木兒帝國，並“賚敕往諭之”。《明史·哈烈傳》所刊此敕的節錄亦見於《明實錄》，文字大致相同。哈肥子·阿蔔魯書回歷815年（1412，永樂十年）記事中亦提到：darīn valāaz vilayat-i Khitāyīčīyān az pīš-i Dāy Mīng Khan pādišāh-ičīn va Mačīn rasīdandand，“在此時，來自契丹即華北和華南（čīn va Mačīn）的大明皇帝陛下的使臣到達”。（注：《諸史之精華》卷2，第458—459頁。）從使團到達哈烈的時間看，與白阿兒忻台恰相吻合。

此後，哈肥子·阿蔔魯附錄了一份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本，即邵先生所錄之國書。國書波斯文本中提到，明政府派往沙哈魯處的使臣是Dūčīhūn Bai AzkSan。（注：《諸史之精華》卷2，第460頁，倒數第一行；E.Blochet，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p.248，波斯文第7行。）此名張伯斯和布洛曬均未對出漢名。邵先生對照《明史·哈烈傳》指出，此名乃是“都指揮白阿兒忻台”的波斯文音譯。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發現。（注：邵循正，《有明初葉與帖木兒帝國之關系》。）

他把這個人名復原為Bai al-Hintai。按此復原，這位明朝使臣有一個阿拉伯式的名字，但其後綴-tai“台”卻提示我們此人是蒙古人。元代伊利汗國史家拉施都丁在其《史集》中提到，蒙古人女子名字以部落名加“真”後綴構成，意為“某部女子”，而男子名則多以部名加“台”（歹）的後綴構成，意為“某部男子”。如蒙古部女子可稱為“忙豁勒真”（Mongol-cin），劄剌亦兒部男子可稱為“劄剌亦兒歹”（Jalayir-tai）。查波斯文原文，此名Dūčīhūn Bay AzkSan應校正為Dūčīhūy Bay Arkintay“都指揮白阿兒忻台”。bay為南部突厥語，與東部突厥語beg“匐”、“伯克”相當。Arkin應為部名。今哈薩克中乃蠻部有Arghin氏，可能與此名有關。如此說成立，則白阿兒忻台為乃蠻人。

白阿兒忻台這次訪問帖木兒帝國前後持續了三年，至永樂十一年（1413）六月才返回。隨他東來的有帖木兒帝國各地貴族派來的使臣，如哈烈、撒馬爾罕、失剌思（今伊朗設拉子）、俺的幹（今烏茲別克斯坦所屬費爾幹那盆地東部之安集延）、俺都淮（今阿富汗北部與土庫曼斯坦交界處之安德胡伊）等地，足見他訪問了許多地方。

邵先生的論文所錄明成祖國書波斯文本提到一位隨同白阿兒忻台第二次出訪的千戶Dank Chink。邵先生認為此人系洪武二十四年（1391）出使別失八裏之唐征。查哈肥子·阿蔔魯原文及布洛曬所錄撒馬兒罕地所錄明國書波斯文本原文，可發現隨行的千戶不是一位，而是兩位。明國書波斯文本第24—25行提到另一位隨同出訪的一位千戶Su Chu；同一行還提到一位隨行的百戶Sun Ghun Chi。這兩個名字邵先生均未能讀出。

有關白阿兒忻台西使的漢文資料並不很多。《明實錄》記永樂十一年七月白阿兒忻台歸來後，明政府“升奉使撒馬爾罕等處官，旗指揮金事馬哈目·火者為指揮同知，正千戶鎖住等為指揮僉事，試百戶孫交等實授百戶，總旗劉從善等為試百戶，亡歿者，子孫如例升襲”。（注：《明太宗實錄》卷140，冊13，第1695頁。）這些受封者應當都是白阿兒忻台的隨行人員。比對一下明國書波斯文本與上述漢文記載，可發現這位從“正千戶”升為“指揮僉事”的鎖住，應當就是明成祖國書波斯文本中提到的Su Chu。而從“試百戶”提升為“百戶”的孫交是否就是明國書波斯文本中提到的Sun Ghun Chi，筆者存疑。

隨同白阿兒忻台東行入明的沙哈魯使臣也來了一封國書。這份國書中提到，沙哈魯的使臣名Muhammad Bakhshī。邵先生將他音譯為“謨罕默德·巴黑失”。這位隨同白阿兒忻台出使明朝的Muhammad Bakhshī，應即《明實錄》所載，永樂十一年（1413）七月，白阿兒忻台第二次出使西域歸來時，明成祖所賜宴招待的“哈烈使臣馬哈麻”。陳誠首使西域就是與此人一同動身的。馬哈麻永樂年中曾數次訪問中國，限於篇幅，筆者將另外討論。

現將永樂初陳誠出使前中國與帖木兒帝國使節往來簡要歸納如下：

［原文載《慶祝王鐘翰教授八十五暨韋慶遠教授七十華誕學術論文合集》，黃山書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