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內陸歐亞學的研究《歐亞研究》發刊詞

所謂內陸歐亞（Eurasia），也稱歐亞草原（Eurasian Steppes），東起黑龍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爾加河流域。內陸歐亞幅員遼闊、資源豐富，是世界主要初級產品供應地和重要的消費市場。上世紀以來，由於這一地區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性被逐步揭示，內陸歐亞學已成為學術研究熱點之一。

自古以來，內陸歐亞就不是一個單一的文化範疇，就生產、生活方式而言，其北部主要是遊牧、狩獵和半遊牧區，南部分別是東亞北方旱作農耕區和內陸沙漠綠洲區。其間，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形形色色的遊牧部族。有史以來，北方的遊牧民和與之為鄰的南方的農耕民之間充滿著和戰相續的故事。北方草原是南方以農立國諸民族戰馬的主要來源地，定居民生產的谷物則是遊牧民度荒過冬的必需品。遊牧民與定居民之間互相對立而又依存的關系的基礎，是久已存在的草原的畜產品和農耕區的農產品、手工業品之間的交換。這種交換在戰爭時代表現為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掠奪，在和平時代則為貿易和通商。

從語言和種族上看，內陸歐亞的北部在古代主要是操滿—通古斯語、蒙古語、突厥語、薩莫耶語、芬—烏戈爾語和印歐語等的民族，南部從東到西居住著操漢—藏語、茶羅毗陀語、印歐語、閃含語的民族。從史料和文獻的角度而言，這一地區分別使用過漢、滿、蒙古、突厥（包括畏兀兒文、察合台文等）、藏、梵和佉盧、中古伊朗語的各種文字（粟特、花剌子模、和田塞語等），以及希臘、拉丁、波斯和阿拉伯文等各種文字。

內陸歐亞長期以來受東部的漢文化圈，西部的東地中海文化圈（包括古巴比倫、古希臘、古羅馬、拜占庭和以阿拉伯、波斯為代表的穆斯林文化），南部的印度文化圈，和北部的突厥—蒙古文化圈的強烈的影響。古代史家通常將內陸歐亞遊牧部族的活動作為定居文明的邊緣附屬物加以記錄；在漢文、古波斯文銘文、希臘和拉丁文獻、亞美尼亞、佛教文獻、中古伊朗語文獻、穆斯林文獻中都保存著有關內陸歐亞歷史、文化的記載。

“地理大發現”以後，西方殖民者、冒險家蜂擁而東來，沙俄亦沿陸路東向發展。自19世紀中葉起，進入歐亞內陸“考察”的西方和俄國人日漸增多。所謂“東方學”便在這樣的土壤、氣候中蓬勃興起，研究對象也逐步從起初的中、近東擴大到歐亞內陸地區，其諸學術分支中，以漢學、佛學、伊斯蘭學、藏學、突厥學、蒙古學、滿—通古斯學、阿爾泰學、伊朗學、中亞學和梵學（印度學）等對內陸歐亞研究的價值最大。而長期以來的研究實踐使各國的學者們認識到，研究內陸歐亞任何局部都必須胸懷全局，也就是說只有加強內陸歐亞學的建設，重視帶有全局性的課題並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局部研究才能達到應有的深度。具體而言，中亞、北亞、東北亞乃至東歐、中歐歷史的研究必須與整個內陸歐亞歷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內陸歐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於是應運而生。

文化上的多元性使研究內陸歐亞的學者可以而且必須從多種文化的視角來探討這一地區各民族的歷史、文化，比如研究塞種（Sakā）的歷史必須同時依據古波斯銘文、希臘文和漢文、梵文的史料；研究嚈噠的歷史也必須掌握漢文、亞美尼亞文、希臘文、拉丁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敘利亞文的史料；研究哈薩克族古代史，則既可從大食、波斯地理學家的作品和漢文史籍有關歐亞草原遊牧民的記載入手，亦可以漢文史料、《元朝秘史》或深入歐亞草原的歐洲傳教士的記錄等為主；研究蒙古史可以重點利用歷代漢文和高麗史料，亦可分別以蒙古文、滿文、藏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亞美尼亞文、拉丁文、畏兀兒文、察合台文及俄文史料為主；研究滿學除需充分征引滿文文獻外，還應注意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民族語言資料和世界阿爾泰學的成果，諸如此類。這說明世界各國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均可以自己的專長從事內陸歐亞的研究，而內陸歐亞學也需要世界各國各種學術背景學者的通力合作。

由此可見，內陸歐亞學是一門介於北方民族史、中亞史、北亞史、東北亞史、伊斯蘭文化史、俄國史、亞洲史、歐洲史等諸學科領域之間的學問，其特殊的魅力和多彩的面貌，常常使研究者深感個人在科學面前的渺小——只有時時從鄰近學科汲取營養，更新知識結構，永無止境地探求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才有可能不斷推動這一學科的進步。知己知彼、兼通中外，則是內陸歐亞學對我國的研究者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