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軍人勢力與皇權（第2/10頁）

其次，陳霸先、陳蒨還不介意使用來自敵方的降將。除了招撫王僧辯、王琳舊部，在早期投奔陳霸先的將領杜僧明、周文育、歐陽，都是在戰鬥中被俘並轉而忠於陳霸先的。侯瑱在這方面的經歷較有代表性：在侯景之亂期間他是益州刺史蕭範麾下的將領，後歸附梁元帝蕭繹成為王僧辯的部屬，駐紮在豫章（贛江流域）。王僧辯被陳霸先除掉後，侯瑱遭到當地武裝進攻難以立足，有人勸他渡江投靠北齊，但侯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4]。此時陳霸先面臨著來自上遊的王琳威脅，對於侯瑱倒向自己十分感激。在投誠當年（永定元年，557年），侯瑱就被授予侍中、車騎將軍之職。同年底，陳霸先派出抵禦王琳的侯安都等軍慘敗，第二年侯瑱升任司空、“都督西討諸軍事”，受命掛帥抵禦王琳。對於降將，一年之內便有如此之大的升遷重用，在其他時代是很少見的。到文帝陳蒨即位之後，侯瑱繼續負責指揮對王琳、北齊、北周軍作戰，陳氏舊將侯安都等反成為其下屬。

陳霸先、陳蒨之所以大量使用降將，是因為當時大小割據軍閥很多，局勢變化很快，各種力量的分化重組非常迅速。如果不努力收攬人心，特別是爭取那些握有武裝的割據軍閥，就會招致他們的反對甚至投靠北齊等更強大的對手。所以陳政權幾乎對一切有武裝和戰爭經驗的軍事強人開放，向他們提供官爵待遇以及作戰的機會（也可以看作義務）。在陳這個“軍人共同體”政權中，皇權不能高高淩駕於軍事將領，兩者之間的關系更像合作、共治，與東晉皇權與士族共治的局面有一定相似之處。

在君權獨尊的大一統時代，軍事將領對於皇帝沒有任何獨立性，而被敵軍俘獲生擒是極大的恥辱，被視為對皇帝的背叛。如西漢武帝時李陵出擊匈奴兵敗而降，全家都被漢廷處死。但在陳朝，被俘將領在兩方都不會遇到太苛刻的批評。如557年陳霸先派兵西上阻擊王琳，結果陳軍大敗，主帥薛安都、周文育、徐敬成（徐度之子）、周鐵虎、程靈洗都被俘獲，“琳引見諸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5]。周鐵虎曾與王琳同在王僧辯麾下任職，兩人可能互有抵牾導致其被殺。到次年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又尋機從王琳軍中逃出，返回建康，“自劾廷尉，即日引見，並宥之。戊寅，詔復文育等本官”[6]，旋即又投入到對王琳等武裝的作戰中。到陳蒨甚至陳瑣朝，這些被俘逃歸的將領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到宣帝陳瑣在位的570年代，陳軍對北齊發動了大規模攻勢，將戰線推進到淮河以北。當北周滅齊之後，周、陳又在淮北發生大規模戰事。太建十年（578年），吳明徹率數萬陳軍溯泗水北伐，但被周軍擊敗，除了千余名騎兵突圍外，吳明徹部屬都成為周軍俘虜。此時吳明徹已年過七旬，周朝給予他很高的待遇，“有詔釋其鸞鑣，蠲其釁社。始宏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兩年後（580年），吳明徹病逝於長安，亦受到極高禮遇。[7]在南方，到後主陳叔寶即位的至德元年（583年），陳朝發詔書高度肯定了吳明徹的功績，稱其“雖志在屈伸（即投降以求機會），而奄中霜露（病逝），埋恨絕域，甚可嗟傷”，追封其為“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並以其子吳惠覺繼承爵位。[8]吳明徹被俘之前已贈封至南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在其兵敗之後，這些封爵顯然已被撤銷，至此部分恢復。

這種將領兵敗被俘之後在兩方都受到尊重的現象，在南北朝時並不少見。當時南北方都戰事頻繁，政權對於軍人群體給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北方比較典型的是西魏名將王思政，549年他率八千士兵守衛潁川城，遭到十余萬東魏軍隊圍攻，糧盡城破被俘。東魏權臣、丞相高澄（追謚文襄）對王思政極為尊敬，“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9]。後任命王思政為都官尚書，儀同三司，死後還“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其子王康留在西魏、北周境內，“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王思政長子王元遜亦隨其一同被俘，其幼子王景在家鄉亦被封為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10]可見北齊、北周對王思政的待遇比陳朝對吳明徹還要高。這表現了政權對稱職軍人的尊重。特別是西魏北周的統治階層（所謂關隴貴族集團），這種“軍人共同體”的色彩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