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態·一‖

廣州共治話漢奸

葉名琛無好名聲

鹹豐八年（1858年）的廣州，已非清廷控制的廣州，而是外國“代管”的廣州。

廣州是中英《南京條約》劃定的“通商口岸”，但是，這份條約的中、英文本有個顯著的區別。中文本允許一般英國人居住“港口”，只有官員才能進駐“城邑”；而英文本則謂不論官民，凡為英國人均得入住“城邑”，也就是說，任何英國人皆有權進入廣州長期居住。同時，法、美等國也簽訂了類似條約，其國人亦有權在廣州長期居住。由於文本差異，清方與外國長期爭論不已，最終演變為一場戰爭—此亦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部分。

鹹豐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四日，“廣州這座高二丈三尺寬一丈八尺周長十九裏多的華南名城，只經過一天多的戰鬥就陷落了”。然而，攻入廣州的英法聯軍，總計不過萬人，“如何統治這座不屈的城市，如何對付成百萬廣州及其近郊的不屈的人民”，這是一個問題。

城陷時，身在廣州的清方高級官員有總督葉名琛、將軍穆克德訥、巡撫柏貴、布政使江國霖與按察使周起濱。葉名琛（1807—1859）與其他高官皆於侵略軍入城後被抓捕，然而，只有他一個人被流放至印度，客死異國。因為在廣州入城問題上堅持“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針—嚴格地說，這並不是葉名琛自訂的方針，而是當時輿論對他的誤解—他不僅被清廷唾棄，也為侵略軍所痛恨，更成為談史者的笑柄。

但是，據當時的《香港日報》評論，廣州陷落後，英法聯軍在如何統治這座城市方面碰到最棘手的問題，竟是“葉名琛的威望是否仍然使廣州人懷念他”？這位“勇敢、果斷”的總督，極有可能成為抵抗組織借以號召民眾的象征符號。因此，為了保證“善後”工作順利開展，“必須把葉名琛的名聲搞臭”。同時，英國駐華公使額爾金（1811—1863）也擔心“葉名琛留在廣州會使人心不穩，給重新恢復秩序和信心帶來困難”。

一個階下囚，竟有如此影響力，不得不令人反思葉名琛在他所處的時代究竟是何種形象，是否真如前揭民謠所描繪的那麽不堪。正是基於這種反思，澳大利亞學者黃宇和經過深入細致的考察，認為葉名琛的漫畫式形象並非真實的歷史寫照，“僅僅因為葉名琛最後是失敗了，所以他同包令（1792—1872，時任香港總督，也是葉名琛在‘夷務’方面的對手）共同具有的這種氣質（‘頭腦清醒，沉著冷靜’），就被歪曲得無以復加，使他受萬眾唾罵”。不過，說明成王敗寇的道理，兼為葉名琛洗冤，並非本文的主旨，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參看黃著《兩廣總督葉名琛》。所以，在此提及他的冤情，是為了反映英法聯軍治理廣州的困難。

漢奸須論資格

葉名琛既然對廣州人具有影響力，不妨將他送至國外軟禁。然而，送走他以後，僅憑英、法兩國之人，仍然“無力統治廣州城”，聯軍指揮官相信，“只有中國人的機構才能維持秩序”。也就是說，只有讓葉名琛的同僚—巡撫、將軍等人—出面安撫民眾，才能穩定局勢。

額爾金明言，“沒有柏貴的協助，企圖管理廣州是困難的”“假如柏貴被（清廷）撤職或是受到（聯軍）虐待，所有下級官員非常可能棄職逃亡”“我們將在沒有任何行政機構的情況下管理一個數十萬居民的城市，而且幾乎無法與居民對話（當時只有三個翻譯）”，因此，必須控制柏貴，“使他成為我們手中無足輕重的工具，又不損害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這一番話，是殖民主義者的心聲，也是設立傀儡政府的宗旨。這個傀儡政府的治理架構，正是遵循這個宗旨而建立起來。簡言之，即在“廣州聯軍委員會”的嚴密監管下，由巡撫衙門出面，處置廣州的日常事務。

額哲忒·柏貴（？—1859），蒙古正黃旗人，起家知縣，自鹹豐二年（1852年）任廣東巡撫。他與總督葉名琛的關系，就像清史上絕大多數同城督撫一樣，鉤心鬥角，面和心異。及至大難臨頭，各走一邊，遂是自然而然的事。葉名琛在聯軍入城後，猶未“屈服”，認為“講和”“或給以銀錢”“都無不可”“獨進城一節斷不可許”；仍然一廂情願，望聯軍在獲得賠償後退出城外。讓不讓外國人入城是原則問題（基於《南京條約》中文本），賠款只是經濟問題，孰輕孰重，葉名琛自認拿捏得準。柏貴不然，他不管原則，只關心如何解決目前的尷尬。以此，聯軍入城次日，他就與廣州將軍聯名發布安民告示，“明言兩國議和，不必驚慌”。

對聯軍來說，他們也要堅持原則（《南京條約》英文本），是否入城根本不容再行討論，何況大軍業已入城，以此，他們認定柏貴是一個合適的合作對象，並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提出與柏貴進行“實質性”合作的四項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