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流亡政府”的“恐怖主義”

“義勇軍”組建

在非常局勢下如何生存、如何反擊，才是當務之急。於是，產生了組建“義勇軍”的構想。

構想是這樣的。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與番禺知縣李福泰赴惠州，組織惠、潮義勇，為東路軍；鹽運使齡椿、督糧道王增謙與南海知縣華廷傑赴佛山，號召肇慶等地義勇，為西路軍。

既欲建軍，首要之事在於籌餉。諸人算賬：當時廣州政府在金融業的投資，可以迅即收回的有十四萬兩；東莞、順德等縣存谷十余萬石，折算銀價，可得小十萬兩；鹽、糧等部門存留現金亦有十萬兩；三項“綜計，可定三十萬”之數。此外，隨著戰事進行，尚可發行“公債”，保證“源源接濟”。

有了錢，還得有人。江、周等在職官吏不能公然出面領導義軍。因為巡撫既與侵略軍“共治”廣州，朝廷亦未對英、法宣戰，則中外“議和”仍有一線可能，倘若地方官貿然行動，導致局面進一步惡化—譬如英法增兵全面侵略中國—誰能擔此重責？以此，須挑選合適的“紳士”，讓他們指揮軍事，其時，在籍侍郎羅惇衍、太常寺卿龍元僖、工科給事中蘇廷魁諸人，與中央有聯系，在地方有威望，順理成章成為義軍領袖。而實際作戰，則以林福盛之香山勇、鄧安邦與何仁山之東莞勇及陳桂籍之新安勇為主力，其後，諸勇聯合起來，組成廣東團練總局，以花縣為指揮中心。

人財俱備，然後制定戰略，簡言之，即“先禮後兵”四個字。首先集合五萬大軍，駐紮在廣州西北，“振作軍威”“按兵勿戰”；隨後派翻譯入城，與敵軍商議“退城條約”，敵軍同意，皆大歡喜，倘不同意，則不惜一戰。戰，以前述林、鄧、何、陳所帶之勇為主力，約一萬人，強行攻城，並安排“死士”埋伏城內，以期“內外夾攻”。

定計的主角，是南海知縣華廷傑。當時巡撫柏貴雖是傀儡政府名義負責人，其實被英法聯軍軟禁在撫署，不能與外交通，而布政、按察等高階官員，或被洋人控制，或已逃出省城。留下來的官員，且行動稍能自主，以官秩論，則只有華廷傑與李福泰兩位知縣能做首領了，他們也當仁不讓，互相勉勵：“留則隱忍偷生，事易，去則經營克復，事難”“此後臥薪嘗膽，不濟則以死繼之”。

“流亡政府”的成立始末

廣東團練總局必須接受更高一級政治機構的節制，這個政治機構，就是由欽差大臣黃宗漢領導的“流亡政府”。在本國領土設立地方政府，固然不能稱為流亡政府，然在省會以外設立省級領導機關，則稱為流亡政府就不算過分了。

宗漢在廣州陷落、葉名琛被俘虜後，經清文宗任命為兩廣總督，自北京出發，趕赴廣東。臨行前，文宗接見宗漢十數次，面授機宜，據宗漢透露，這個錦囊妙計是八個字，曰：“用民剿夷，官為調停。”略為解釋，即“（廣東）百姓發出義憤，與他（按，謂英法聯軍）為仇，於欽差未到以前，先打一大仗”，令洋人嘗到苦頭，然後，欽差出面，“與之講情講理，或稍施惠（按，即賠款）”“以作圓場”。這個算盤打得不錯，只是，人在途中，廣東局面已變。

百姓雖經團練，究非正規軍隊，難與敵軍抗衡。再者，前述籌餉之事，全盤落空。政府資金被聯軍凍結，未能如願提出；發行“公債”，民間捐款，則毫不樂觀，因為，“民情初聞剿辦外人，似頗歡欣鼓舞，及臨時又多退縮”。細審之，捐款無多，並非人民不愛國，而是人民愛國得有個說頭。現在，一沒有朝廷對外宣戰的聖旨，二無廣東官方的公告，人民怎會稀裏糊塗拿出私房錢，交給身份不明的“局紳”“練首”？誰知道官老爺拿這錢，是去買了軍火，還是抽了鴉片？所謂“古今天下，人情皆然”也。

宗漢不是庸吏，他明白，要組織百姓起來愛國，最要緊是跟百姓講真話，政府不能首鼠兩端，明裏議和，暗裏交戰，其間，卻拿百姓的錢不當錢、命不當命，百姓不傻。因此，要讓百姓捐錢出力，“若非廣為提倡，恐鼓舞不起”。今既身為欽差，“提倡”“鼓舞”之事，只能由宗漢挑頭來做了。但是，宗漢真去做了，那麽局面就變成“官率百姓與夷戰矣，非出諸民間公憤也”，既能戰勝，洋人亦“必泄憤於四口（按，謂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個通商口岸）”，甚而危及天津、北京。屆時，皇帝怪罪下來，區區一個欽差，又如何受得住？

然而，不做，則民氣抑郁，官威不申，國格大損，也會遭到皇帝的痛斥。前任兩廣總督，“浪戰”如林則徐，受了處分；“不戰”如葉名琛，也受了處分。宗漢找來找去，竟找不到榜樣，仿徨無地，不知計將安出，回首平生，“不知造多少孽，故貶至此遙遙萬裏，想起來淚涔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