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情重義大師兄

曾國藩幕府最有才的四位青年都姓李。李鴻章（1823—1901）名滿天下，不必介紹。李元度（1821—1887）與曾國藩恩怨最深，李鴻裔（1831—1885）少年高才，激流早退。唯李榕曾共患難，對師門最有感情，而時乖命蹇，抱屈終生。

李榕（1819—1889），號申夫，四川劍州人，鹹豐二年（1852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九年（1859年），經曾國藩奏調至湘軍，先入營務處，後獨領一軍，轉戰皖南北，積功仕至湖南布政使。李榕撰《曾文正公家書序》，記述先師遺澤，說國藩“謂榕容貌襟韻，常若俯視群碎，邁往不屑，為榜書‘溫恭朝夕’四言以相勖勉”。

國藩謝世，李榕挽聯雲：

極贊亦何辭，文為正學，武告成功，百世旗常，更無史筆紛紜日；

茹悲還自慰，前佐東征，後隨北伐，八年戎幕，猶及師門患難時。

要理解這副挽聯，尤其是下聯，得先看李鴻章的挽聯，他說：“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儼然以班長自居。只是論資格李鴻章或長於李榕，但是師門危難之際，大師兄你又去哪兒了呢？

李榕聯中“東征”，謂太平天囯；“北伐”，謂撚軍；“師門患難時”，則謂鹹豐十年（1860年）末，曾國藩駐軍祁門，差點兒被太平軍圍殲的故事。若僅望文生義，此聯不過李榕表彰自己的忠誠勞苦，可往深裏琢磨，則言外之意，有人一逢“師門患難”，則已不“及”矣。那一年，差不多正在“患難”前夕，李鴻章借故—如何處置敗軍僨事的李元度—與曾國藩大吵一架，不辭而別。曾國藩為此致憾，與人談及鴻章，便嘗說：“此君難與共患難耳。”當然，僅僅吹求文字，不免捕風捉影挑撥離間之譏。幸有李榕自述，可為佐證。

同治八年（1869年），李榕在湖南布政使任上，被禦史參奏，因此罷職。事後來看，奏劾的主要原因是他得罪了湘中的“巨室”。其時湖南須負擔援黔軍費，而正常財政收入無法負擔這筆費用，於是，只好用募捐的辦法解決。然而，不論貧富，只數人頭，人人有份，都要掏錢；還是減輕百姓負擔，只向富商與世家開刀？其間大有分別。

曾國藩一語點出其中的關鍵：“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人小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同治八年七月初二日致李鴻裔）。得罪小民，小民能奈汝何，難道造反不成？得罪巨室，則有代言人聞風而起，風聞言事，“淋漓盡致，亦殊可怪，不去官不止也”（李鴻章復郭嵩燾，八年二月二十日）。

張沄，長沙人，時任禦史，便狠參了李榕一折，從公到私，從裏至外，列出多款罪狀。而事後調查，莫非子虛烏有，甚而有人身攻擊的嫌疑，如謂李榕明媒正娶的續弦夫人為“買良為賤”。郭嵩燾問明參款，不禁慨嘆：“聞此摺又出於張竹汀（沄字），竹汀愚人也，樂為人所指嗾，抑亦國家之不幸也”（八年正月十三日記）。

不過，有一條確有其事，即任用退休演員翠喜做家丁。清制，“奴仆及倡優隸卒”俱屬“賤民”，禁與良民為伍，翠喜既屬樂籍，則沒有資格去李大人家聽差。李榕對此事辯稱，翠喜十六歲曾入樂部，後來“輾轉服役官場”，至入李家，已是二十八歲，年近中年，早捐賤業，似不再有參款所謂“挾優”的嫌疑。雖然，翠喜不再唱戲，但仍然屬於樂籍，李榕要麽違制，要麽失察，終究是犯了錯誤。

既然參奏大員，朝廷須派欽差復查。恭王與西太後心思細密，辦事周到，派了眾所周知與李榕有舊的李鴻章，同時警告他“確切查明，據實復奏，毋得化大為小，稍涉徇隱”（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寄諭）。顯然，不管調查結果如何，李榕的官位肯定保不住了。因為，朝廷故意派鴻章這樣從情理來說本應回避的人去辦案，看似宣示了朝廷對湘淮軍功集團的信任，實則截住了湘淮諸大佬曲線撈人的路徑。鴻章受命後，致書曾國藩，雲，“（二李）同為歐、蘇（按，此處代指曾國藩）門人，先後同被薦舉，本應為親者諱”，可是，“其理與勢又不可以曲諱”“伏祈鑒諒”。

李榕以此革職，憤憤不平，時隔多年，還責怪“當時主事者不肯實力洗刷”（謂翠喜入李宅做家丁已屆中年），“恐重逢言者之怒”（復喬樹枬，光緒六年四月），卻渾未體諒李鴻章當時兩面不是人的難處。

坊間流傳曾國藩有一句名言：打落牙齒和血吞。其實，這話是李榕用以形容曾國藩的轉帖，並非國藩原創首發。見國藩家書，謂：“李申夫嘗謂余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語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訣，不料被申夫看破”（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有趣的是，李榕能精準總結師傅的本事，卻不能學以致用，終於辜負了師門“克己而天下歸，言善而千裏應”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