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的婚外戀

彭玉麟是個梅癡。一生畫梅無數，寫詠梅詩無數，還幹脆取了個表號，叫“梅花外子”（“外子”即如今的老公）。既然玩得這麽野，就怪不得後人要給他傳一段野史。

1935年，李宗鄴出版《彭玉麟梅花文學之研究》，打著文學研究的幌子，挖玉麟的故事。他以彭詩有“修得梅仙嫁作妻”之句，一口咬定，玉麟婚外戀人的名字就叫“梅仙”，並說玉麟曾建“吟香館”，金屋藏嬌。梅仙亡後，玉麟遂以畫梅寄托相思，所謂“一腔心事托梅花”。近代史名家羅爾綱在1937年讀到這本書，不以為然，不是說他不信玉麟曾有一段艷史，而是不贊成李宗鄴的研究方法。他認為，“假如彭玉麟對他的戀史還留有可供我們稽考的地方的話，可能在他那些感懷的詩中會留有一些”。也就是說，他認為李宗鄴“以詩證史”，戰略對頭，但戰術錯了。

於是，1946年，羅爾綱寫成《彭玉麟畫梅本事考》，試圖揭曉玉麟的神秘愛人究竟是誰。他用的材料，一是玉麟的詩集，一是王闿運為彭氏作的行狀。行狀有一句話：“鄒夫人（玉麟妻）以樸拙失姑愛，終身無房室之歡。自太夫人（玉麟之母）卒後，遂不相面。”這是說玉麟的夫妻生活很不愉快，也可理解為玉麟婚外戀的誘因，羅爾綱也正在這個“歷史背景”下考證玉麟的“戀史”。他強調，玉麟《感懷》詩第二首前四句很重要，詩雲：“皖水分襟十二年，瀟湘重聚晚春天，徒留四載刀環約，未遂三生鏡匣緣。”四句詩其實是一篇敘事短文，蓋謂，玉麟與某人在安徽分手，十二年後在湖南重見，相聚四年，再次分手—接下來一句是“惜別惺惺情繾綣”，既雲“別”，則生離死別都是分手。而羅爾綱徑斷為“玉麟的愛人死去了”，不免武斷。但他之所以如此武斷，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要將詩中“十二年”與“四載”的時限，與另外一首詩《夢亡友情話甚洽口占志感》（作於1884年）的“已杳音容卅七年”聯系起來。

我們知道，1884-37=1847，而1847-4=1843，而1843-12=1831。那麽，若能證明玉麟在1831年與某女在安徽分手，1843年某女來湘，1847年某女死，則“戀史”考證可算成功了一半。上天不負有心人，玉麟還真在1831年與一位韶齡女子道了別後珍重，只是，女子的身份不太合適，她是玉麟的姨媽。當然，不能是親姨媽。據羅爾綱考證，這位女子名竹賓，是玉麟外婆的養女，曾帶著小玉麟四處“嬉戲”；1831年，兩人分別；1843年，竹賓隨養母來衡陽，姨侄再見，不久，竹賓嫁人；1847年，竹賓難產死。若是時間、人物、事件就這麽對上了，再加上玉麟寫過的曖昧詩句，庶幾可說，梅癡愛“熟女”的野史堪足升級為玉麟的婚外情信史。

可惜，羅爾綱錯了。據玉麟撰其母《行狀》，竹姨來湘，在1845年，而直到1852年其母逝世，竹姨仍在人世。可知，只有1831年兩人分手是事實，其他兩個年份都錯了。然而，錯不要緊，重要的是找出錯的原因。若從羅爾綱提示的邏輯來說，玉麟的《行狀》與詩作互有矛盾，人的記性不會隨時可靠，則孰對孰錯，猶有可辯。只是，他的邏輯大有問題，與玉麟的記性無關。因為，羅爾綱的邏輯建立在兩組詩所懷念的是同一個人的基礎上，若不能確證是同一個人（更不要說確證都是懷念竹姨），則上揭1884-37-4-12=1831的等式無法成立。然而，羅文沒有一句話論證二詩所懷是同一人。不是他疏忽，而是，他沒有證據。但是，沒有證據，制造證據也要上，於是，他才造出一段毫不可信的野史。

至於究竟梅癡有沒有婚外戀，愛不愛熟女，這依然是個不解之謎。盡管李、羅的考證都不合格，鄙見仍以為有，唯所用證據與前賢殊異。來日方長，容俟後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