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策劃的“被捐款”

清代中央財政結存最高的一年，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據戶部銀庫黃冊，這一年的財務資料，為：舊管，七千四百六十六萬；新收，一千八百一十一萬；開除，一千零九十五萬；實在，八千一百八十二萬。（按，舊管、新收、開除與實在這四個名目，合稱“四柱”。四柱清冊法為吾國傳統會計法，創立於唐代，沿用至清末。用現代會計術語，四柱分別相當於期初結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與期末結存。）

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多年的時間，好容易攢下八千余萬兩銀子，交出一份漂亮的財報，誰能想到，再過七十余年，國庫裏的實在銀兩竟比不上當初的零頭。且看是如何敗家的。

最大的敗家子，不是別人，正是高宗弘歷。在他手上，固然錄得最高的實在數，然而，到嘉慶三年（1798年），只剩下一千九百萬。不過二十年，六千萬兩銀子，沒了。錢都花哪兒去了？邊疆的戰事，名園的興造，外省的巡幸，諸凡所謂“盛世”必需的文治武功，件件皆要花錢。弘歷大膽施行“積極財政”，錢就這樣給造沒了。錢沒了，弘歷還挺安逸，自稱“十全老人”，以為“曠古未有”。其子仁宗颙琰樂不起來，只能汲取教訓，穩健理財，不再追求虛頭巴腦的盛世風光，總算扳回一局，卸任時留下二千七百萬。繼位的宣宗旻寧，克承父志，崇儉去奢，一度創造了三千三百萬的佳績，頗有恢復元氣的指望。無奈，旻寧八字太差，命不該富，陡然與國際接軌，遭遇了鴉片戰爭，軍費及賠款花差極大，最終導致巨虧。道光三十年（1850年），國庫僅余八百萬矣。然而，其子文宗奕更慘，登基即與太平天國大開內戰，敵占區的賦稅收不上來，各地軍隊的費用卻不能少，於是，至鹹豐三年（1853年），實在一欄填的數字是一百六十九萬六千八百九十七兩，創了新低。但是，最慘的是，一百六十九萬並非真金白銀，只是賬面資料，經審計，當年的庫存“實銀”，只有十一萬八千七百零九兩（據董恂《還讀我書室老人手訂年譜》，鹹豐十一年（1861年），實銀竟只有七萬余兩）。

就這麽點兒銀子，教人家怎麽做皇帝？當時若有退出機制，我敢賭五毛錢，奕會選擇辭職。奈何做皇帝沒有辭職一說，奕還得硬著頭皮幹下去。封建社會真是暗無天日啊。左支右絀，計無所出，奕一想，對不起，朕只好玩厚黑了。黑誰？黑“富紳”。請注意，此所謂富紳，不是指有錢的百姓，而是指家資豐裕的在任及退休高官。百姓按時足額納了稅，即已完成對國家的義務，哪怕政府瀕臨破產，他也不用再多出一文錢來搞什麽“同舟共濟”。民猶水也，與坐船的可不是一夥。

鹹豐三年（1853年）二月，財政上的當務之急，是沒錢給在京官員發工資。禦史文瑞出了個主意，說，“令富紳捐助，即可湊成巨款”。這一招，八成不是文瑞想出來的，而是先承了皇帝的“意旨”。奕裝糊塗，問，都有哪些富紳啊？文瑞立馬開了單子，包括歷任宰相—穆彰阿（革職）、潘世恩（致仕）、卓秉恬（在職）、耆英（降革）與陳官俊（已逝）—在內，共計十八家。奕說，好吧，“所指各家均於初十日赴戶部衙門候旨，有老病不能親往者，著子弟一人代之”。

屆期，退休高官濟濟一堂，見面，寒暄數語，各就為啥子來戶部報到交換了意見，迅速達成共識：“今日之集，必系勸捐。”隨後，又就如何完成這項政治任務，開展討論，一致認為：各家雖有富名，但多為不動產及投資，並無大筆現金，即算全數拿來充公，也是緩不濟急，應請皇帝寬限一個月，才好籌集現金。大概是看老幹部們商量妥當了，惠親王、恭王、僧格林沁及戶部尚書文慶，方從堂後走出，宣讀聖諭：“文瑞所奏之人，皆系受國厚恩，當此時勢艱難，諒各情殷報效……”穆彰阿歷官最顯（大學士，軍機領班大臣，俗稱“首相”），結局最慘（文宗登基即遭罷斥），跪在頭一位，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候，想想國家，看看自己，不由得百感交集，“當即伏地痛哭”。隨跪於後的諸人，亦皆淚流滿面。

哭畢，“三位王爺即邀諸老在大堂茶話”，淚痕猶在，開始算賬。你來我往，商討“久之”，穆、卓、耆，三家共捐四萬兩；潘世恩，三千兩，孫瑞珍（戶部尚書），五千兩。其中，捐額稍巨之家，以籌款需時，允許分期付款，如崇實（通政使），三日內繳三千兩，一月內，續繳九千兩。王爺們對此表示欣慰，贊他“爽快”。然而，也有報出一個數字，被王爺打回要求加碼的，如陳介祺（官俊子，翰林編修），請捐一萬，僧格林沁不同意，說，你家最近剛收了一家銀號，這些人裏就你家最有錢，咋能捐這麽少？最終，以四萬成交。事後統計，十八家共捐二十余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