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樂道人”與地行仙

清文宗是少年天子，登基時，勵精圖治，頗有澄清天下之志。某日深夜，想到自己為國家與民族操碎了心，然而國勢軍情毫無改良的希望，不禁失聲痛哭。而至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燒了圓明園，太平天國猶踞金陵，半壁江山換了主人，“天下幾無一片幹凈土”，他就從“憂勤”轉為“倦勤”，悄悄做了放棄的打算，開始縱情聲色，不理朝政，並在行宮自稱“且樂道人”（龍紱瑞《武溪雜憶錄》，謂“聞之王湘綺先生雲”。按，王闿運與當時權臣肅順親近，聽到宮闈秘史，極有可能）。

不過，即在初登大寶之年，他已萌生了好名畏死之心。

皇帝之名必須避諱，故明清皇帝取名多用生僻字，不願因避皇帝之諱而大肆更變常用的語言文字。文宗名奕，字不是常用字，避書此字，並不會引致日常生活太不方便，也不會造成改刊改刻的大浪費。孰知文宗不但要避字，還要求避同音的注字。這可好，不能注意，不能注目，也不能發帖注水了。而“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則也要“改為行禮禮節”了。以此，曾國藩諫言，乃謂“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

禁止他人亂寫，文宗自己卻大寫特寫，剛上位，就要出版禦制詩文集。盡管皇帝天縱英明，勤政之暇，也要作文賦詩，體現“好古之美德”，可是，一位二十一歲的年輕人真要這麽著急嗎？於是，曾國藩特地黑了他一道，雲：“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聖度之謙沖，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效、不尚虛文之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鹹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文宗雖是少年，畢竟受過帝王專業的教育，知道國藩說他並不是沒有道理，只好示以大度優容，記下這筆，日後算賬。三年後，國藩組建湘軍，君臣奏答，文宗逮住機會便痛罵了國藩幾次，或可視作遲到的報復，唯非本文主題，請勿贅述。

而所謂畏死之心，則見於修築定陵一事。鹹豐元年（1851年）九月三日，文宗面諭定郡王載銓、工部右侍郎彭蘊章與內務府大臣基溥，命他們著手“相度萬年吉地”。預先為自己挖坑，固然是帝王家的一件大事，可是二十一歲的皇帝，在南方亂象已彰的局面下，仍然對此過於上心，是不是有虧帝德？次日，他又找來承辦萬年吉地的三位大臣，說，江西巡撫陸應谷“於地理之學，素所講求”“本日已明降諭旨，令該撫來京陛見。陸應谷接奉此旨，交卸後即行來京”。並命陸應谷啟程之前，在江西訪求一兩位“精曉堪輿”的紳民，“帶同進京，以資商酌”（《文宗實錄》）。

應谷從伯父學習堪輿，富有經驗，又能讀書（翰林），通曉理論，遂於道光末年撰《地理或問》。這是一本問答體的“蔔葬”科普著作，風行海內，以致皇帝都知道他有這門特長，特詔進京，主持千秋大業。然而應谷知道自己並非真能坐言起行的大師，為帝陵擇址這種大事，得請真正的行家才行。他從江西帶去了比自己更通曉堪輿的彭定瀾。

彭定瀾（1795—1866），字盈川，號恬舫，江西樂平人，道光五年（1825年）舉人，時任弋陽縣教諭。他赴京後，花了一年多時間，為文宗選定河北遵化平安峪，開工興建，這就是未來的定陵。鹹豐三年（1853年），定瀾從首都回籍，辦理團練（已升候補知縣）。五年，經督辦皖南軍務的前江西巡撫張芾奏調，定瀾赴徽州軍營出力，不久，升任安慶府同知，嘗署池州知府。縣教諭是八品官，若無特別機會，往往終身不得進一階。定瀾因有勘測陰宅的本事，數年間升至從四品的知府，居然成了高級幹部（按，彭氏卒年與履歷，據李鴻章《為彭定瀾請恤片》，生年據一档案館藏鹹豐二年三月召見档，1987年《樂平縣志》所載生卒年皆誤）。

或亦因為勘定帝陵的名氣，定瀾所經之處，大員皆樂與酬答。引薦他見皇帝的陸應谷，奏調他到安徽軍中的張芾，再次推舉他為皇帝妃嬪擇地的大學士彭蘊章，以及賦詩贈別的大理寺少卿王拯（《贈彭恬舫太守定瀾岀都，彭君時為當事保相吉地事竣》，中有“珠履未歸天監籍，青囊元是地行仙”之句），莫非當時的名臣，甚至兩江總督曾國藩，素來秉持家訓，不信地仙，聽說定瀾來安徽候補，也特地請他到辦公室，“與之久談”，而且根據自修的相法，判斷他“面貌類有道之士”（同治元年四月廿六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