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銘的明媚與深沉（二）

汪兆銘借受審的機會，反駁了所謂主流輿論對革命黨的責難，意猶未盡，他還主動分析革命成功會不會削弱國力，從而引致列強瓜分的風險。他認為至今中國未被瓜分，只是“各國平均勢力之結果而已”，並非中國有什麽“自全之道”，一旦均勢打破，則或瓜分，或侵略，或保全，皆受人主宰，絲毫不能自主。積弱如此，再不思以革命立憲強國，則要走上“一亡而不可復存，一弱而不可復強”的道路。至於企圖靠聯美聯俄這樣的路子，保全發展，則“非於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上有大變革”，俱屬奢談，因為“有兩強國同盟者，而決無以強國與弱國同盟者”，此系常識，不可違也。

以上簡要介紹了兆銘的供詞，如果讀者有心，會發現一個新問題，那就是，他這些話對清廷說有用嗎？不待智者而決之一點兒用都沒有。哪有赤手空拳請皇帝離開寶座而能成功的？國史上沒有，萬國史上也沒有。兆銘是智者，也是強者，六年前就剪掉了辮子，如今還要暗殺攝政王，怎麽會相信對牛彈琴能有效果。然而他畢竟說了這麽多，究竟要說給誰聽？可以想象，全國人民是他的目標聽眾，但是，這番有理有據而且煽動性特強的話，清廷至愚，也知道不該放出來請民眾鑒賞。事實亦如此，及至民國建立，才由前清司法大臣紹昌披露了這份供詞。

不過，他這些話，其實早就說過，所謂“生平宗旨皆發之於《民報》”。看看他任主筆所撰重要社論的題目，如《民族的國民》《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革命之決心》，即知所述與供詞無大差別。只是，他當年寫這些文章，主要是為了批駁康有為與梁啟超，並非向清廷喊話。供詞所謂“詰者或曰，今中國已立憲矣，何猶思革命而不已”“論者又曰，故為政治革命計，為以速開國會為唯一之手段”，又謂“以為今已預備立憲，凡內治外交諸問題皆可借以解決，醉其名而不務其實，如相飲以狂藥”“其罪實通於天也”，雲雲。這些被他樹起來批駁的靶子，其實都是康、梁一路人。當時，梁啟超主筆《新民叢報》，主張保皇改良，兆銘主筆《民報》，呼籲革命，雙方在日本展開輿論大戰。啟超以“新民體”聞名於世，是在早期為《新民叢報》撰文時博得的盛譽，然而，在日本與兆銘惡鬥，平心而論，無論邏輯文筆與情感，啟超皆要敗下陣來。

說來，梁啟超與汪兆銘都是清廷的敵人，都受通緝，何以不結成同盟，非要“自相殘殺”？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那就是兆銘文章固然寫得更有道理，事後論文更覺得他這一派更加正確，無奈受眾的數量卻不如啟超。受眾少，則政治基本盤不大，基本盤不大，則不論舉行起義還是募集經費，都得不到支持，往往以失敗告終。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兆銘受孫文之命赴荷屬文島籌款，不但華僑解囊者少，從國內逃亡而來的革命同志也漸漸失去信心，“頗懷不滿”，最終大受排擠，無功而返。同時，老同志如章炳麟、陶成章，另立光復會，造作謠言，攻擊革命黨，既減損了同盟會的聲望，也削弱了同情者的支持。當此內憂外患交並之時，據其妻陳璧君雲，兆銘“慮無以對慷慨輸將（按，謂捐款）之同志”，乃秘密組織暗殺團，“謀於清廷根本之地，為非常之舉，以振奮天下之人心”。

然而，兆銘潛入國內，臨行作書留別孫文，說自己這次去搞暗殺，“目的在於破敵，而非在於靖內變也，所以靖內變之道，亦不外於此”，語雖委婉，卻可見當時同盟會高層已經認識到，內變比外敵更可怕，更難應付。所謂內變，一為章陶叛立，一為籌款艱難，而之所以如此，皆因同盟會行動無效果（多次起義失敗），文章得罪人（以革命論調與康、梁論戰自然嚇跑不少觀眾），道路越走越窄，前途越來越渺茫。兆銘痛定思痛，得出結論，當前僵局甚至敗局，已“非口舌所以彌縫，非手段所以挽回，要在吾輩努力為事實之進行，則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那麽，超乎輿論公關與政治手腕的實際行動，除了去北京幹一票，幾乎沒有其他選擇。

兆銘以前是反對暗殺的，甚至連留日學生罷課回國這類行為都嫌激烈，今則不但為革命正名，還要為革命獻身，可見局面糟糕到了什麽地步。然而，他對暗殺是否成功沒有把握，即能成功，他對效果如何也有疑慮。弱者使用暴力，雖有正當要求，亦更容易被輿論視為恐怖分子，此系革命時期的常態，兆銘早已了然。但是，計無所出，除了暗殺。暗殺若能惹出動靜，小則令天下不滿於清廷的人注意同盟會，樂於捐助；大則一擊即中，引發連鎖反應，幸成翻天覆地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