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銘的明媚與深沉（一）

清末刑部大牢，分為普監與官監。普監“陰濕兇穢”，不似人間，官監則“無異大逆旅”，居然賓館。官監又有“四美具”之稱，意謂收押的犯人，文官、武將、名士與美人，四科皆備（分別指王之春、蘇元春、沈藎與賽金花）。然至汪兆銘（精衛）入獄，則新增革命黨一科，可以畫一幅“五美圖”了。

汪兆銘以暗殺攝政王載灃未遂入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樁大事。若依載灃之意，應判他死刑立即執行，然而肅親王善耆讀了他的供詞，大為感動，乃向載灃陳詞，力主從輕治罪。因為清廷當時預備立憲，不論“和緩人心”還是“羈縻黨人”，皆宜“做釋怨之舉，博寬大之名”。載灃從之，遂有兆銘永遠監禁之諭。善耆讀過兆銘的供詞，還不過癮，非要識其人，於是，在宣統二年（1910年）三月二十日，定刑之後，收監之前，親至內城巡警廳的看守所，與兆銘打一個照面。

一見面，善耆就講俏皮話，緩和氣氛，說：“汝二人亦久違矣。今特為汝等介紹，有什麽話，盡管隨便談談。”兆銘的同案犯黃復生，也參加了這次會面。不過，未待汪、黃開口“隨便談談”，善耆已經自顧自往下講了，他說：“此次之事，王爺（按，謂攝政王）甚震怒。我與之力爭，我說冤仇宜解不宜結，革命黨豈止汪黃兩人乎？即使來一個捕一個，但是冤冤相報，何時是已？如今已爭到徒刑，但是在有期無期間，我還要為汝等爭也。”王爺竟然向囚犯表功，兆銘固不怕死，可能也要蒙一會兒。

正蒙然間，善耆又說：“我生平最愛讀《民報》，出一期我讀一期。我當時曾說過《天討》所插的畫，我說民黨內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這不是泛泛的寒暄，而是來自忠實讀者的褒揚。《民報》為同盟會機關報，《天討》是《民報》的增刊，所討者自然是大清。所謂插畫，作者是蘇曼殊，內容則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夜嘯圖。以此為題材，居心不問可知，而善耆不但不以為忤，更要加一句，說圖文並茂，水平很高，可見同盟會人才濟濟，如此，則“可以言革命矣”。難道被革命者也是革命同情者？兆銘縱然英敏過人，一時間也沒能理解這句話，只能聽肅王繼續說下去。

善耆至此話鋒一轉，問：“不過《民報》所標的三民主義，我猶稍嫌狹隘了一點兒。我想，將來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將有大同的時候，不悉我這種主張，你們二位以為如何？”此語似是論道，但言外之意卻要取消當下革命的正當性。因為倘若認同世界大同為終極目標，則目前追求實現三民主義之革命，似乎不再是國族困境的唯一解決方案，亦非當務之急，完全可以擱置，而應轉與政府合作，將國際國內問題混為一談，別尋所謂世界大同的新道路。簡言之，革命黨認為國內一切問題皆應集矢於政府，這位代表卻說政府只是更大問題的一部分，根治之法不在於解決政府，而在於解決全球的危機。

自善耆入座，兆銘終於說了第一句話：“兆銘和復生的主張，已在《民報》上披露。今天王爺所說，我等向來尚無此種觀念，不能作答。”這個回答，既誠實又得體。在革命黨高層，兆銘的傳統學問是最好的，對早已寫入儒家經典的大同之說，他不感陌生，也無意反對，絕不能因為這話是善耆說出來就因人廢言。然而，善耆今天說世界大同，目的卻在於降低革命的重要性，來者不善，則又絕不能因為這話合乎傳統甚而合乎時代潮流而因噎廢食。以此，他以“不能作答”為答，殆即今日俗語所謂溫和而堅定也。

善耆設問，已見聰明，而聽到兆銘如此回答，他的反應則能見出智慧。他豎起大拇指，說：“到此生死關頭，尚能堅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若揣度他的心意，則固然佩服兆銘的勇氣，而自己也早知道清廷統治不合時宜，如今苟延殘喘而已，自此，屠刀已經不能嚇唬人，即委曲求全，說一些裝門面的話，再如何善辯，也不足以打消天下革命黨的雄心。

此後，善耆不再談軍國大事，而與汪、黃嘮家常，並妥善安排二位革命黨的獄中生活，至雲：“我這面惜無房舍安頓二位，刑部監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處，都向我這面看看。如須閱何書報，盡可寫信來，我當照辦。”（按，汪、黃入刑部獄，皆“得享小屋”，巡警廳司法處僉事顧鰲提供自家的“襆被衣服”給他們穿用，並可長期閱讀新聞紙，直至辛亥起義才禁止，可謂備受優待，實皆善耆踐行諾言，有以致之也。）

當然，善耆終究不會站在革命黨一邊，他只是看清楚了“革命有理，造反無罪”的局勢而已。前述他因為讀了兆銘的供詞才發願“饒汝不死”，我們也來看一看，思致文筆應如何動人，才能讓慣於斬削頭顱的人按住鍘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