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的幸與不幸

或曰，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開山大匠，是兩個廣東人，一為新會梁啟超，一為東莞張蔭麟（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卷一）。或曰，20世紀20年代清華文科才子以錢鐘書、張蔭麟為翹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題（錢鐘書《槐聚詩存·傷張蔭麟》自注）。然而，數十年後，梁、錢之名播在人口，知與不知，皆要喚他一聲“國學大師”，蔭麟之姓字卻浸久無聞，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學問才情亦無人表彰。

張蔭麟生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卒於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享年僅三十七歲。其名不彰，以其命短？不然。短命而享大名者，前有李賀（二十七歲卒），“詩鬼”之光炳耀千年；同時有徐志摩（三十四歲卒），“情聖”形象至今深入人心。難道詩人天生具有名譽優勢，史家入行便已注定身後蕭條？是又不然。陳寅恪是史家，嘗賦“共談學術驚河漢”之句，對蔭麟揄揚甚至。陳氏著作之專門難讀遠甚於蔭麟，且生平不作通俗文字，而今日學界內外人士談及陳氏無不眉飛色舞，聞蔭麟之名，則或茫然。又如錢穆，亦是史家，嘗謂“中國新史學之大業”，當由蔭麟完成；然錢氏之名歷久彌彰，蔭麟湮沒如故。或又有說，謂蔭麟不善交際，生前身後無人為之“炒作”？然按諸事實，我們卻發現蔭麟知交遍及文、史、哲三界，除了前述諸人，猶有吳宓、王蕓生、吳晗、賀麟、馮友蘭、熊十力等人，或師或友，生前互相切磋，死後皆作詩文悼念，登諸報刊，歷歷可考。那麽，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顯晦判然如是？竊謂原因有二：其一，蔭麟一生著述，以論文為主，除了一部《中國史綱》（為高中生而作之教材，且敘事僅至東漢），別無專著，以此，雖生前師友對他贊許有加，後世學者卻不便對其人其學進行深入研討，更談不上發揚光大。其二，因教齡太短（合計不過六年），轉校頻繁（十年內先後在三校四地任教），故蔭麟之門人弟子數量既不多，所受熏陶提攜亦嫌不夠，以此，雖日後不無成就，然對蔭麟銘恩致謝之程度、力度，必較其他授業師為薄。後者似更重要。鄙人所見張氏弟子追憶師門之作，不過李埏、徐規、管佩韋、張效乾四人而已，衡諸他氏弟子以其師從教（或誕辰）若幹周年為名，大開研討會，大編論文專刊乃至出版“全集”“畫傳”的盛大規模，自是黯然失色。以是，蔭麟之默默無聞不亦宜乎？

但是，蔭麟終教人難忘。今年初夏，一本後人編選的蔭麟文集—《素癡集》（素癡為蔭麟自號，編者誤以為筆名），便作為對他百年誕辰的紀念，應時面世。蔭麟以史學名家，《素癡集》所選文章卻以書（文）評及政論為主。編者之意，蓋以其重要論文業已輯入《張蔭麟文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另有台灣九思版，1977年），其唯一專著《中國史綱》亦經遼教、上古、商務三社先後再版，故揚長避短，大力搜羅蔭麟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文章，並截取前列二書中“明白曉暢之片段”，合編成集。對於不是專業歷史的讀者來說，此書不失為初步了解蔭麟的好途徑。

蔭麟寫了一系列對話體文章，討論國民黨治下的中國是否需要“革命”、“革命”之時機與形式等問題。對於被統治者，他說：“革命誠然少不了暴動，正如瓜熟之免不了蒂落。蒂落固是突然的，驟然的，但瓜熟卻不是突然的，驟然的。同樣，暴動固是突然的，驟然的，但革命的成功卻不是突然的，驟然的。在瓜的生長裏只看見蒂落的人不配種瓜，在革命裏只看見暴動的人不配談革命。”對於統治者，則雲：“當你領導人們走過在你看見是進步的路時，你們也許已走入了退步的路；當你領導著人們走在你看見是興邦的路時，你們也許已走入了亡國的路。（第77—78頁）”理性的史家，立言固應如此，然自當事雙方看來，則左派朋友必目之為“落伍”，右派政客必斥之為“赤化”。或鑒及此，蔭麟總結梁啟超“在政論上的悲劇”，乃謂：“他對於流血的恐怖和瓜分的危懼，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他的一點兒憫世心，使他無法容忍現實政治的黑暗。他萬分好意地勸革命黨偃旗息鼓，結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萬分好意地勸政府徹底改革，結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說的話，不獨對於原來的目的全不濟事，而且使他受著左右夾攻。（第46頁）”因人喻己，以今況昔，不啻夫子自道。

蔭麟畢業於“留美預科”之清華，在美國學哲學，歸國即為名校教授，正所謂“清華學派”中人；派中大佬對魯迅這種“匪徒”“文丐”似無好感，蔭麟卻要作一篇《〈南腔北調集〉頌》，稱贊魯迅是“當今國內最富於人性的文人（第80頁）”。蔭麟論政，服膺“費邊式的社會主義”（其友哲學家賀麟語），偏於改良、漸進；丁玲其時以“左”傾激進聞名，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誤傳被捕殺，蔭麟當即作文痛悼，竟流露贊成暴力革命之意：“世有欲借口舌筆墨之力以感格兇頑、轉移運會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