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行走在廣州

“細路仔”與“鬼佬”

鹹豐八年（1858年）二月七日，是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來到廣州的第二天。早餐後，他漫步廣州街頭，忐忑不安，“生怕有個什麽不懷好意的fuh-kee（按，即粵語‘夥計’之音譯），會在我背後琢磨著要給我這個孤孤單單在他們的大街上遊逛的fan kuei（按，即粵語‘番鬼’之音譯）猛地來上一拳”。幸運的是，沒有廣州人沖上來攻擊他這位“外賓”—除了一個“細路仔”突然對他叫了一聲“鬼佬”。赫德觀察到“近旁的年長的人們立即對細路仔投以責備的眼色”，從而覺得，行走在廣州還算安全。

赫德是英國海外殖民的代理人，也是為清廷盡心服務的“客卿”。自鹹豐九年（1859年）任粵海關副稅務司，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離任大清國海關總稅務司，他為清廷理財達五十年之久。英國皇室表彰他在海外殖民的功勛，授予他從男爵（Baronet）的榮譽，清廷也因他在財政上的貢獻，在其逝世後追封為太子太保。當他在廣州街頭行走生恐被人襲擊，其時尚未在海關任職，而是以英國駐寧波領事館的助理翻譯身份，初來廣州，冀望為自己的職場生涯開創一個新局面。

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Fairbanks, 1907—1991）主持赫德日記的整理工作，他對赫德來廣州以前的生活進行了敏感與可信的評論。他首先判斷，赫德在年未弱冠時誤交損友，“犯下一種墮落行為”，並因此“得了某種（懲罰性）疾病”。然後，當赫德在寧波，遵照彼時來華西人的“老規範”—“西方人在中國所過的高等生活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享有中國女人。這種女人實際上是一種會走路的商品，任何外國商人照例可以通過他的（中國）買辦買來”—花錢買了一位姚氏女子（赫德日記稱為“阿姚”），她為赫德生下二子一女。再後，赫德在廣州拋棄了姚氏（分手費為一百二十五洋元），與另一位中國情人阿依（Ayi）結為露水夫妻。費正清認為，赫德雖然拋棄了姚氏，但是，仍可“推斷，使他永遠留在中國的不是別的，正是他和阿姚的一番經歷；他一生成熟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發生在中國”。竊謂，費正清或許浪漫主義過了頭，深受“才子佳人”的封建思想毒害，才如此下筆。因為，根據他整理的赫德日記，我們不難發現，赫德在廣州所受“恐怖襲擊”的經驗以及他最終被任命為粵海關副稅務司的事實，對於塑造他的人格更有效力。讓我們檢討赫德在廣州的經歷，看一看來自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少年是如何適應南中國的波譎雲詭，以及如何通過這段經歷趨於“成熟”。

譯員赫德眼裏的高官

廣州被占領是確鑿無疑的事實。然而，占領軍一出廣州，即有受到民兵攻擊的危險。盡可能待在城裏，才是明哲保身之道。由此而言，廣州也是一座圍城。

鹹豐八年（1858年）二月六日，赫德進入圍城。當晚，“廣州總督”巴夏禮為他設宴接風。巴夏禮“身材中等，面容白皙而微微偏黃，淡黃色的頭發，留著沙色柔潤的小胡子，真是儀表堂堂”“但是，他的鼻子和嘴部卻使人感到他的行為有些神經質，而不具有一種決斷的性格”。這是巴夏禮留給赫德的第一印象。

無疑，赫德的觀察是準確的。巴夏禮極具辦事能力，但性格暴躁，不時會做出一些失常的舉動。譬如，與聯軍緊密合作的中方人員，除了柏貴、穆克德訥與蔡振武，就數怡和行的伍崇曜了，巴夏禮卻在一次會議上狠狠抽了伍崇曜的耳光。這不僅令柏貴諸人有兔死狐悲之感，也讓包括赫德在內的外邦人士深感遺憾。

隨後，赫德見到了巡撫與將軍。將軍穆克德訥“是個大漢，身高幾近六英尺，年約六十歲，胖得出奇，幾乎無法站直”。“他之所以身居高位，似乎主要是由於他擁有這麽一副魁偉的身材，而不是其他什麽德行”，“他是個最無關緊要的人物”。二月十八日，穆克德訥對聯軍兩位司令官進行“禮節性拜訪”，會見完畢，赫德請他攝影留念，“韃靼將軍和他的扈從們看到照相機，似乎有些懷疑，但他還是勇敢地坐在那裏，盡量做出莊重的樣子”。

巡撫柏貴“自幼在首都生活，言談舉止皆合乎宮廷中的禮儀規範”，“為人精明強幹，外貌堅強果斷”，“一見而知，他在任何方面都比那位武職官員（穆克德訥）高超得多”。只是，在赫德看來，柏貴仍不夠“精明”，至少，他不擅說謊，偶一嘗試，立即為人識破。

三月十五日下午，赫德作為柯露輝與馬殿邦兩位委員的翻譯，隨同拜訪柏貴。柏貴提出，他想出城拜謁新到不久的欽差黃宗漢，越快越好。為了強調盡早會晤的重要性，柏貴透露了廣東官場微妙而復雜的情形。布政使江國霖與按察使周起濱“與他為敵”“對他毫不尊重，完全無視他現在是欽命署理廣東巡撫”，甚至番禺、南海兩縣的知縣也不尊重他，未經請示，便擅離治所，去花縣聯絡“亂黨”—是的，柏貴此時不得不稱義軍為亂黨。柏貴深恐這些人與欽差見了面，會說動欽差“參加反英與反柏貴集團”，因此他不得不“棋先一著”，盡快向欽差“陳情”，希望能將欽差拉到“中外和好”陣營這一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