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間諜“洗白錄”

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四月，佐田素一郎奉命出使朝鮮，與朝鮮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然而，朝鮮執政大院君認為日方來書文字“不遜”，拒絕建交。所謂“不遜”，是說書中有“皇”“敕”字樣；其時，朝鮮是清國的藩國，除了清朝皇帝，別的“皇”，朝鮮是不認的，別的“敕”，朝鮮是不受的。佐田未能完成使命，抱憾而歸。

回國後，佐田向政府“建白”。他說，若將日本視作一座大城，那麽，城市的“屏藩”並不是島國的四至，而是包括“蝦夷（北海道）、呂宋（菲律賓）、台灣、滿清、朝鮮”在內的廣闊邊疆。“滿清可交，朝鮮可伐”，而若朝鮮乞援於清，清國竟然赴援，“則可並清而伐之”，及至戰而勝之，則“呂宋、台灣可唾手而得矣”。

拿這個戰略與歷史年表對照可知：1871年，清、日建交。1894年，日軍劫持朝鮮國王，逼令朝鮮脫離清國而“獨立”，清國軍事幹預，遂有甲午之戰（“朝鮮可伐”“若清必出援兵，則可並清而伐之”）。1895年，清國戰敗，將台灣割予日本（“台灣可唾手而得矣”）；1931年，日軍占領中國東北，數年後，全面侵華；1942年，日本攻占菲律賓，則“呂宋、台灣、滿清（已為中華民國）、朝鮮，皆皇國之屏藩也”。不過七十余年，佐田戰略全部實現。

好戰略，須執行有力方能奏效。日本欲“有事”於中國，必做前期準備；準備工作須秘密進行，則派往中國之間諜必多；間諜來華，必以經商、旅行、訪學為借口；間諜回國須寫報告，事後倘做公布，則其名必一變而稱“遊記”。中華書局近年出版《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叢書，總序說得明白，這些遊記大半是“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遊的行役記”。

然而，在清、日締交之初—日本外交的“古典亞洲主義”時期（1825—1891）—來華的間諜，又與通常的間諜形象有所區別。所謂“古典亞洲主義”，認為中日必須互相提攜，聯手對抗西方，與嗣後的“異變亞洲主義”與“侵略亞洲主義”不同。

曾根俊虎（1847—1910），即是極具“古典亞洲主義”特色的日本間諜。曾根對太平天國革命極為同情，也是“國父”孫文的“至友”，他怎麽成了秘密搜集情報為入侵中國做準備的間諜？簡言之，曾根既是“偵探家”，也是“興亞家”。

在華期間，往各地偵探情報，曾根吃了不少苦頭。夜裏，住廉價旅館，睡破爛草席，日裏，乘陋車，奔走風塵，車子避震不好，“顛簸動搖，常常碰撞，輕者傷皮，重者流血”，而“馬夫之狡黠，店主之巧詐”，尤令人防不勝防。然而，他不介意行旅的艱難，嘗賦詩明志，雲：“虎兒三日氣吞牛，事業須期第一流。排悶不要喚杯酒，鐵蹄踏遍滿蒙州。”首句典出《屍子》：“虎豹之駒（幼獸），雖未成文（紋），已有食牛之氣。”蓋以乳虎比喻新興的日本，個頭雖小志氣大，勢能“吞”並清國這頭羸“牛”，而“皇軍”之“鐵蹄”，行見踏遍神州大地也。讀此可知，曾根來華，確是為侵華做前驅。

不過，還有“興亞”的一面。他在西湖嶽墳前默禱：“東海一書生遠道而來，表達欽佩之情。君如有靈，輔我微忠，振興亞洲。”他給凈慈寺和尚吾哲寫信，說：“中東兩國（謂清、日二國），先為同心協力，興亡相輔，然後推及亞洲諸邦，共相奮勉，俾能自強獨立，庶可終雪會稽。”1880年，經曾根大力斡旋，在日本成立“興亞會”，立會宗旨謂，亞洲被西方列強“掠奪”，亞洲人理應同心同德共振亞洲。其時，清國駐日外交官何如璋、黎庶昌等皆題名入會。後來，“興亞會”更名“亞細亞協會”，繼續倡導“日中提攜”，強調“中、日兩國的當務之急就在於合縱及收回利權”。即此而論，曾根又不失為積弱中國的好朋友。

那麽，曾根表現出來的兩種形象，孰真孰幻？讀其1886年上伊藤博文（時為日本總理大臣）書，或能解開迷思。他說：“清國與本邦僅隔一帶水，非為輔我之良友，即為襲我之強敵。”以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定位國際關系，今世似不流行，但在民族主義思潮萌芽茁壯的百年以前，大有市場。曾根據此立論，毋庸厚非，然而，他又說：“用兵略地，清國也；欲由貿易致富，亦清國也。”這才真相大白。中國能為自治之國，則當與之修好通商，各致富強；倘中國不能修明政治，積弱致亂，則不妨對之用武。掠奪殖民而致富，當然比貿易致富來得便捷。

曾根為侵華做“偵探”，而格於形勢，其國不能立即發動侵略（“今日之清國，本邦無機可乘”），遂又提倡“興亞”。二策看似鑿枘，其實，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