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國告終

他在1918年投身恐怖分子的革命陣營。在他婚禮當天，他的革命導師也在場。自此開始一直到1928年他死亡之時為止，10年之間，他不曾與妻子共同生活一天。革命人的鋼鐵紀律，就是遠離女人……他常常告訴我，印度若能效法愛爾蘭的方式奮鬥，必將獲得自由。我就是在與他共事之時，開始讀到丹·布倫（Dan Breen）所著的那本《我為愛爾蘭自由而戰》（My Fight for Irish Freedom ）。丹·布倫是瑪斯特達（Masterda）心目中的理想。他還依愛爾蘭共和軍的名字，把自己的組織也命名為印度“共和軍吉大港支部”（Chittagong）。

——杜特（Kalpana Dutt，1945，pp.16—17）

殖民地官員天生就有一種特性，他們不但容忍殖民當地賄賂貪汙的惡劣文化，並且還有意加以鼓勵。因為這種現成的惡習，正方便他們控制那一群蠢蠢欲動，而且經常有異議的廣大人口。在這種方式下，如果一個人有所企圖（不論是想打贏官司、取得政府合同、獲得英王頒授勛爵名位，或是弄到一份公家工作），都可以借著向握有權力之人行賄而達到目的。至於所行之“賄”，倒不一定都以金錢（此舉既露骨又粗鄙，在印度的歐洲人很少願意用這種方式弄臟他們的手）。饋贈的方式，可能是交情或尊敬，熱情的款待，或對某些“善事大義”的慷慨捐款。但是最被看重的方式，則是對英國統治的忠誠。

——卡裏特（M.Carritt，1985，pp.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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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之際，曾有幾個國家——多數是沿北大西洋岸邊——不費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世界上其他非歐系的國家。在這幾國的勢力範圍以內，它們倒不忙著占領並統治臣下之地，卻靠政治經濟的系統，加上其組織及科技，在各地建立了比直接統治更為優越的無上地位。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社會，不但改變了世界，統治了世界，更成為一種模範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類唯一的模範，凡不願被時代巨輪掃過或輾死之人，莫不以其為師。1917年後，蘇維埃共產主義雖然提供了另一條路，但是在基本上，仍然屬於同種性質的典範，不同之處僅在於共產黨揚棄了私有企業與自由主義的制度。因此，少數幾個國家，在19世紀臣服了世界上眾多國家，成為人類共主。而對非西方國家來說，甚至更精確一點，對西方世界北部以外的國家而言，它們在20世紀的一頁歷史，根本上就決定於其與作為時代共主的幾個國家之間的關系。

在如此依存主調之下，史學家若想從國際角度觀察“短20世紀”的演變之勢，筆下的地理重心，難免出現不對稱的情況。然而除此處理方式之外，別無他途。這種做法，絕非認同任何民族甚或種族優越的心態，也不表示史學家贊同那些國家至今仍存在的自滿意識。事實上，本人在此聲明，堅決反對湯普森（E.P.Thompson）所稱，一些先進國家對落後貧窮地區持有的“無比恩惠”的優越態度。可是事實俱在，在“短20世紀”的年代裏，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的歷史是屬於被動的他處衍生（derived），而非主動性的原生自發（original）。各處非資產階級性質社會中的優秀分子，紛紛模仿西方先進國家開拓的榜樣。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視為代表著開創進步的社會。其形式，體現於財富與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於經濟及科技的“開發”；而其組織，則立於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各式變體。[1] 除了“西化”“現代化”，或隨便你愛怎麽稱呼就怎麽稱呼它的名稱，世界上其實並沒有第二個可供實際參考的模式。反之，也只有政治上為了好聽，才出現把“落後現象”細分為各種不同層次的委婉說法（列寧就曾經迫不及待地將他自己的祖國，與其他“殖民落後國家”劃清界限）。殖民地紛紛獨立之後，國際外交上便充盈著這一類虛飾的名詞（如“欠發達”“發展中”等等）。

達到“發展”目的的實際操作模式，可以與多種不同的信仰意識形態並行不悖，只要後者不妨礙前者的實行即可。比如發展中國家，如信仰伊斯蘭教不因為《古蘭經》未曾認可，或尊奉基督不由於《聖經》從未允許，更不因為與中古騎士風格相違或不合於斯拉夫精神，便因此禁止機場的興建。反之，一國的信仰基調，若不單單在理論上，並且在實際上與“開發”過程大唱反調，其開發結果便注定失敗。不怕刀槍入，可令彈頭反轉去，不管眾人對這些奇門遁甲的神術信得多麽入迷多麽虔誠，不幸的是，法術神技卻從來也沒有靈驗過。電報電話，可比通靈大師的感應術來得有效多了。

然而如此說法，並非看輕各個社會本身特有的傳統、信仰與意識觀念。舊社會在接觸“開發”之際，原有的觀念或許修正，也可能始終一成不變，但是必將以此為依據對新世界做出價值判斷。比如說，不論是傳統主義或社會主義，兩方都同時看出，在資本式自由主義經濟高呼勝利之余——包括政治層面在內——人生道德卻蕩然無存，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全失，唯一的關系，只剩下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謂的人類“交易性格”（propensity to barter），人人只顧追求個人的滿足與利益。就維系道德體系、重整人生秩序而言，就確認“開發”“進步”造成的毀壞而言，隨著船堅炮利、教士商人，以及殖民官吏而帶來的新觀念，往往不如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或非資本主義式的思想意識和價值系統來得有價值。因此，後者便動員傳統社會的群眾，起來對抗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代表的現代化，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同對抗將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文化輸入的外來侵略者。不過，傳統思想的力量有時雖然頗為成功，但是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凡在落後世界發動的自由解放運動，很少有受傳統或新派傳統意識激發或由其完成者。唯一的例外，只有基拉法特（Khilafat）運動在英屬印度發起的保王運動（編者注：1920—1922年間的伊斯蘭教區域性叛亂）。他們要求保留土耳其蘇丹的名號，作為世界各地信徒的哈裏發（Caliph），伊斯蘭教國王之意，並主張維持原奧斯曼帝國在1914年的疆界，以及由伊斯蘭教徒取得伊斯蘭聖地的控制權（Holy Places of Islam），包括巴勒斯坦地區。運動為時雖短，卻可能是迫使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采取大規模不合作平民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Minault，1982）。然而在宗教名義下發起的群眾動員——“教會”對平民百姓的影響力，畢竟仍大於世俗“國王”——多屬防守姿態。不過偶爾也有宗教大軍沖鋒陷陣，領頭頑強抗敵的情況出現。比如墨西哥的農民，即曾在“基督國王”的大旗之下，奮起抗拒墨西哥革命政教分離的運動（1926—1932）。在其史官的筆下，農民的壯舉化作史詩般浩蕩的“基督精兵”（Meyer，1973—1979）。除此之外，以宗教激進主義者為主力的大規模動員力量，一直到20世紀最後的數十年間，方才出現成功的事例——在這些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中間，甚至產生一股回歸傳統的奇異現象。矛盾的是，新一代所要回歸的，若在當年他們有學問的祖父、父親眼裏，卻恐怕都是務必掃除的迷信野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