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荀子說人性（第4/7頁）

墨翟便要求魯班介紹他去見楚惠王。他對楚惠王說：“我們老家有個人，拋棄自己的豪華馬車去偷鄰居的破車，扔掉自己的絲綢衣服去偷鄰居的粗布衣裳，倒掉自己碗裏的白米肥肉去偷鄰居的粗糧野菜，您說這人是怎麽回事呢？”

楚惠王說：“偷慣了唄！”

墨翟說：“楚國地方五千裏，河湖眾多，物產豐富，人民富足；宋國面積不到楚國的十分之一，連個野雞兔子都很難看到。可現在您卻派兵去攻打宋國，難道您也偷慣了嗎？”

楚惠王臉漲得通紅，老半天才說：“就算你說得有道理，我也不會停止攻宋。大軍都準備出發了，哪能說停就停？”

墨翟說：“那就讓我們演習一下這場戰爭吧。”說著用腰帶擺成一座城池，讓魯班用他的攻城器械模型發動進攻。

魯班開始是用投石，墨翟立馬指出它的弱點以及如何應對，擊退了進攻。接著魯班又出動了沖車、雲梯、巨弩等八種武器，都被墨翟一一擊破，而且墨翟的防禦手段還沒用完。

於是魯班說道：“我知道怎麽打敗你，只是我不願意說出來。”

墨翟回答：“我知道你的意思，只是你不說，我也不說。”

楚惠王聽得一頭霧水，一定要墨翟把謎底揭開。墨翟說：“魯班是想殺掉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多人，早已拿著我設計制作的防禦器械，在商丘城頭等著大王的軍隊。他們不但精通攻守之道，而且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就算殺了我，你們也不可能攻下宋國。”

楚惠王聽了，嚷了起來：“好啦好啦，寡人不要攻宋了！”

由此可見，墨者是具備很強的戰鬥力的軍事團體。但是他們不以此為追求榮華富貴的手段，反而甘於清貧，過著苦行僧似的生活。而且他們受雇於人，嚴格限於幫助防禦的一方，不參與任何進攻性的軍事活動。

換句話說，他們的理想是消除戰爭，實現和平。這也許是天下百姓對春秋戰國延綿數百年的戰亂發出的共同呼籲吧。

墨翟的政治主張，濃縮起來只有四個字：兼愛，非攻。

兼愛本來是墨者組織內部提倡的一種精神，也就是所謂的“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後來擴展到“天下”這個範圍，認為天下每一個人都應該同等地、無差別地愛別的一切人。

非攻則是兼愛的必然要求。墨翟曾經這樣說道：“仁人志士，應該致力於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今之世，天下之害誰最大？不外乎大國進攻小國，大家欺淩小家，強者欺負弱者，狡詐之徒欺騙愚昧之人。兼愛天下，必須放棄使用武力來征服別人，這就是“非攻”。

從某種意義上講，墨翟的兼愛，與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相通的，都是主張用一種仁愛之心對待這個世界。然而，墨家和儒家在歷史上卻是水火不容的兩個學術派別。墨翟本人認為，儒家有四害。

第一，儒家不相信鬼神。儒家顯然是過於早熟，頭頂上從來沒有一把高於人世權威的利劍，因此也無所畏懼，做事沒有底線。

第二，儒家堅持厚葬，父母死後還要守孝三年，啥事都不幹，把人民的財富和時間都浪費了。

第三，儒家愛好音樂，同樣是浪費。

第四，儒家不信鬼神，卻相信命運，造成人們的懶惰，不肯與命運抗爭。

這樣的批評，見仁見智。用現代哲學家馮友蘭的話說，墨翟對儒家的批評，體現了儒墨社會背景的不同。儒家飽讀詩書，通過學習和思考，放棄了對天帝鬼神的信仰。而墨家居於社會下層，對於鬼神的懷疑，總是要來得晚一些的。

《墨子》中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墨翟得了病，有一個名叫“跌鼻”的人知道了，幸災樂禍地說：“哎喲，您不是說鬼神賞善罰惡嗎？如今您得了病，難道是因為您不善良，或者說鬼神不明是非？”墨翟回答：“我是得了病，但跟鬼神沒關系。人得病有多種原因，有的是因為寒暑不適，有的是因為過於辛勞，得罪鬼神只是其中一種。這就好比你的房子有一百扇門，只關好了其中一扇，就想讓盜賊無從進入？”

如此說來，鬼神不是不管事，只是不能全部都管。用西方邏輯學的話語，鬼神的懲罰，是一個人得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墨翟死後，巨子由孟勝接任。孟勝和楚國的陽城君是至交，帶領弟子一百八十人為陽城君守城。吳起之亂中，陽城君參與伏擊吳起，涉嫌侮辱王屍，因此被追究責任。陽城君畏罪逃亡，楚國派兵接收陽城。孟勝堅守自己對陽城君的諾言，明知陽城乃彈丸之地，不可抗拒楚國大軍，仍然拼死抵抗。孟勝和弟子最終全部戰死。其中有兩個人奉命逃出來，將象征巨子身份的令牌傳給齊國的田襄，然後這兩個人又返回了陽城為孟勝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