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荀子說人性(第4/7頁)

墨翟便要求魯班介紹他去見楚惠王。他對楚惠王說:“我們老家有個人,拋棄自己的豪華馬車去偷鄰居的破車,扔掉自己的絲綢衣服去偷鄰居的粗布衣裳,倒掉自己碗裏的白米肥肉去偷鄰居的粗糧野菜,您說這人是怎麽回事呢?”

楚惠王說:“偷慣了唄!”

墨翟說:“楚國地方五千裏,河湖眾多,物產豐富,人民富足;宋國面積不到楚國的十分之一,連個野雞兔子都很難看到。可現在您卻派兵去攻打宋國,難道您也偷慣了嗎?”

楚惠王臉漲得通紅,老半天才說:“就算你說得有道理,我也不會停止攻宋。大軍都準備出發了,哪能說停就停?”

墨翟說:“那就讓我們演習一下這場戰爭吧。”說著用腰帶擺成一座城池,讓魯班用他的攻城器械模型發動進攻。

魯班開始是用投石,墨翟立馬指出它的弱點以及如何應對,擊退了進攻。接著魯班又出動了沖車、雲梯、巨弩等八種武器,都被墨翟一一擊破,而且墨翟的防禦手段還沒用完。

於是魯班說道:“我知道怎麽打敗你,只是我不願意說出來。”

墨翟回答:“我知道你的意思,只是你不說,我也不說。”

楚惠王聽得一頭霧水,一定要墨翟把謎底揭開。墨翟說:“魯班是想殺掉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多人,早已拿著我設計制作的防禦器械,在商丘城頭等著大王的軍隊。他們不但精通攻守之道,而且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就算殺了我,你們也不可能攻下宋國。”

楚惠王聽了,嚷了起來:“好啦好啦,寡人不要攻宋了!”

由此可見,墨者是具備很強的戰鬥力的軍事團體。但是他們不以此為追求榮華富貴的手段,反而甘於清貧,過著苦行僧似的生活。而且他們受雇於人,嚴格限於幫助防禦的一方,不參與任何進攻性的軍事活動。

換句話說,他們的理想是消除戰爭,實現和平。這也許是天下百姓對春秋戰國延綿數百年的戰亂發出的共同呼籲吧。

墨翟的政治主張,濃縮起來只有四個字:兼愛,非攻。

兼愛本來是墨者組織內部提倡的一種精神,也就是所謂的“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後來擴展到“天下”這個範圍,認為天下每一個人都應該同等地、無差別地愛別的一切人。

非攻則是兼愛的必然要求。墨翟曾經這樣說道:“仁人志士,應該致力於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今之世,天下之害誰最大?不外乎大國進攻小國,大家欺淩小家,強者欺負弱者,狡詐之徒欺騙愚昧之人。兼愛天下,必須放棄使用武力來征服別人,這就是“非攻”。

從某種意義上講,墨翟的兼愛,與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相通的,都是主張用一種仁愛之心對待這個世界。然而,墨家和儒家在歷史上卻是水火不容的兩個學術派別。墨翟本人認為,儒家有四害。

第一,儒家不相信鬼神。儒家顯然是過於早熟,頭頂上從來沒有一把高於人世權威的利劍,因此也無所畏懼,做事沒有底線。

第二,儒家堅持厚葬,父母死後還要守孝三年,啥事都不幹,把人民的財富和時間都浪費了。

第三,儒家愛好音樂,同樣是浪費。

第四,儒家不信鬼神,卻相信命運,造成人們的懶惰,不肯與命運抗爭。

這樣的批評,見仁見智。用現代哲學家馮友蘭的話說,墨翟對儒家的批評,體現了儒墨社會背景的不同。儒家飽讀詩書,通過學習和思考,放棄了對天帝鬼神的信仰。而墨家居於社會下層,對於鬼神的懷疑,總是要來得晚一些的。

《墨子》中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墨翟得了病,有一個名叫“跌鼻”的人知道了,幸災樂禍地說:“哎喲,您不是說鬼神賞善罰惡嗎?如今您得了病,難道是因為您不善良,或者說鬼神不明是非?”墨翟回答:“我是得了病,但跟鬼神沒關系。人得病有多種原因,有的是因為寒暑不適,有的是因為過於辛勞,得罪鬼神只是其中一種。這就好比你的房子有一百扇門,只關好了其中一扇,就想讓盜賊無從進入?”

如此說來,鬼神不是不管事,只是不能全部都管。用西方邏輯學的話語,鬼神的懲罰,是一個人得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墨翟死後,巨子由孟勝接任。孟勝和楚國的陽城君是至交,帶領弟子一百八十人為陽城君守城。吳起之亂中,陽城君參與伏擊吳起,涉嫌侮辱王屍,因此被追究責任。陽城君畏罪逃亡,楚國派兵接收陽城。孟勝堅守自己對陽城君的諾言,明知陽城乃彈丸之地,不可抗拒楚國大軍,仍然拼死抵抗。孟勝和弟子最終全部戰死。其中有兩個人奉命逃出來,將象征巨子身份的令牌傳給齊國的田襄,然後這兩個人又返回了陽城為孟勝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