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印刷機統治下的思想（第3/7頁）

如果要傳達意義，內容自然就要嚴肅。作者在寫下一個句子後總希望能說明一點東西，也希望讀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當作者和讀者為句子的語義絞盡腦汁的時候，他們面對的其實是對智力最大的挑戰。對於讀者更是如此，因為作者並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們撒謊，他們陷入迷茫，他們過於籠統，他們濫用邏輯甚至常識。讀者對此必須有備而來，用知識武裝好自己。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讀者往往是孤獨地面對文本的。在閱讀的時候，讀者的反應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對印在紙上的句子，讀者看見的是一些冷靜的抽象符號，沒有美感或歸屬感。所以，閱讀從本質上來說是一件嚴肅的事情，當然也是一項理性的活動。

從 16 世紀的伊拉斯謨[5]到 20 世紀的伊利莎白·愛森斯坦，幾乎每個探討過閱讀對於思維習慣有什麽影響的學者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閱讀過程能促進理性思維，鉛字那種有序排列的、具有邏輯命題的特點，能夠培養沃爾特·翁格所說的“對於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閱讀文字意味著要跟隨一條思路，這需要讀者具有相當強的分類、推理和判斷能力。讀者要能夠發現謊言，明察作者筆頭流露的迷惑，分清過於籠統的概括，找出濫用邏輯和常識的地方。同時，讀者還要具有評判能力，要對不同的觀點進行對比，並且能夠舉一反三。為了做到這些，讀者必須和文字保持一定距離，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響的特征所決定的。這就是為什麽一個好的讀者不會因為發現了什麽警句妙語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個忙於分析的讀者恐怕無暇顧及這些。

我並不是說在書面文字存在之前分析思維是不可能的，我這裏所指的不是個人的潛力，而是一種文化氣質的傾向。在印刷術統治下的文化中，公眾話語往往是事實和觀點明確而有序的組合，大眾通常都有能力進行這樣的話語活動。在這樣的文化中，如果作者撒謊、自相矛盾、無法證明自己的觀點或濫用邏輯，他就會犯錯誤。在這樣的文化中，如果讀者沒有判斷力，他也會犯錯誤，如果他對一切漠不關心，情況則會更糟。

在 18 和 19 世紀，印刷術賦予智力一個新的定義，這個定義推崇客觀和理性的思維，同時鼓勵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性的公眾話語。先後出現在歐洲和美國的理性時代和印刷文化並存，並不是什麽巧合。印刷術的傳播點燃了人們的希望，至少人們可以理解、預測和控制這個世界以及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種種奧秘。到了 18 世紀，科學——對知識進行分析管理的典範，開始了對這個世界的改造。也是在 18 世紀，資本主義被證明是一種理性而開明的經濟生活制度，宗教迷信遭到猛烈攻擊，王權的神聖受到挑戰，人們認識到社會需要不斷的進步，普及教育勢在必行。

也許下面這段選自約翰·斯圖爾特·穆勒[6]自傳的文字能夠代表印刷術所帶來的積極意義：

我父親完全信任人自身的影響力，他認為，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夠讀書識字，如果人們能夠通過口頭或書面自由地了解各種觀點，如果通過投票人們可以指定一個立法機關來執行他們所接受的觀點，那麽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當然，這是一個從來就沒有實現過的願望。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印刷術從來沒有讓理性如此徹底地出現在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但是，我們也不難證明，18 和 19世紀的美國公眾話語，由於深深紮根於鉛字的傳統，因而是嚴肅的，其論點和表現形式是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長的實質內容。

讓我們用宗教話語為例來加以論證。18 世紀的宗教信徒們深受理性主義傳統的影響。新的世界讓人們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這意味著，除了理性，沒有人能使用任何其他力量為不信教者指點迷津。“在這裏自然神論大有用武之地，”埃茲拉·斯蒂爾斯 1783 年在一次著名的布道中這樣說，“無神論者無須抱怨受到任何武器的威脅，他們面對的只有溫和而有力的論點和事實。”

且不說這些無神論者，我們知道自然神論者確實是生逢其時了。美國的前四任總統可能都是自然神論者。傑弗遜當然是不信耶穌的，他擔任總統的時候，寫過不同版本的四本福音書，其中絕口不提那些“奇妙”的故事，只保留了耶穌教義的倫理內容。相傳傑弗遜當選總統後，年老的婦女含淚藏起了她們的《聖經》。如此說來，如果托馬斯·潘恩當選總統或成為政府什麽其他高官，這些婦人要作如何反應就很難想像了。在《理性時代》一書中，潘恩大力抨擊《聖經》和後來的所有基督教神學。關於耶穌，潘恩承認他是一個德高望重、親切和藹的人，但那些關於他神性的故事卻被潘恩斥為荒誕不經的。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潘恩是對《聖經》進行了細致的文本分析才得出這樣的結論的。他寫道：“所有的教堂，不論是猶太教、基督教或土耳其教，在我看來都只不過是人的發明，是為了嚇唬和奴役人類、壟斷權利和利益而建立的。”因為寫作了《理性時代》，潘恩失去了他在開國元勛神殿中的位置(直到今天，美國的歷史課本對此仍態度曖昧)。埃茲拉·斯蒂爾斯沒有說過無神論者和自然神論者是受人愛戴的：只有讓理性作為陪審團時，他們才可能在一個開放的法庭上擁有發言權。他們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得益於法國大革命燃起的熱情，自然神論者的鬥爭成了一次全民的運動。他們攻擊教堂是社會進步的敵人，批評宗教迷信是理性的敵人。當然，教堂奮起反擊，在自然神論者失去吸引力之後，他們開始內部爭鬥。到十八世紀中期，西奧多·弗裏林海森和威廉姆·坦南特在長老會教友中領導了一次宗教奮興運動。在他們之後有三個偉大人物參與了美國的“大覺醒運動”，他們是喬納森·愛德華茲[7]、約翰·懷特菲爾德和後來 19 世紀的查爾斯·芬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