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第3/3頁）

總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但我們應該怎樣培養這種媒介意識呢？我腦子裏只有兩個答案：一個純屬無稽之談，我們馬上可以否決掉；另一個成功的希望渺茫，但這是我們僅有的辦法。

那個已遭否決的答案是要創作一種新型的電視節目，其目的是告訴人們應該怎樣看電視，向人們展示電視怎樣重新定義和改變我們對新聞、政治辯論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讓人們停止看電視。我想，這樣的展示應該模仿《星期六夜生活》這樣的形式，其結果是讓全國人民在一片大笑中認識到電視對公眾話語的控制。但是，很自然，笑到最後的還是電視。為了爭取到足夠的觀眾，這些模仿節目也必須具有很強的娛樂性，也就是說，對於電視的批評最後還是要依賴電視自身的力量。那些節目中的模仿者可能會成為名人，會出現在電影裏，最後再回到電視上效力於商業廣告。

那個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從理論上來說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大眾傳媒：我們的學校。這是美國人解決一切危險社會問題時采用的傳統方法，當然這要取決於人們對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種天真而神化的信仰。這種方法很少起作用。對於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我們更沒有理由指望學校能幫助我們解決。畢竟，對於鉛字在塑造文化中起過的作用，我們的學校還沒來得及思考。確實，哪怕你允許有 500 年的誤差，你也不可能在 100 個高中生中找到兩個人可以回答“字母是什麽時候發明的”。我懷疑，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發明出來的。我發現，很多人聽到這個問題後會一臉茫然，就好像他們聽到的問題是“樹是什麽時候發明的”或“雲是什麽時候發明的”一樣。這正是神話的原則，正如羅蘭·巴特指出的，神話把歷史轉變成自然。讓學校去解決這個問題，顯然是勉為其難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理由不失去信心。教育家們並不是沒有注意到電視對學生們產生的影響。由於電腦的到來，他們開始產生了某種“媒介意識”。但是，他們的這種意識往往集中在“我們怎樣利用電視(或電腦，或文字處理機)來控制教育”這個問題上，而不是“我們怎樣利用教育來控制電視(或電腦，或文字處理機)”上。但是，我們提出解決措施應該具有超前的意識，否則還要什麽夢想呢？而且，幫助年輕人學習解讀文化中的象征是學校不可推卸的責任，要做到這一點，學生應該學會怎樣疏遠某些信息形式。我們希望學校應該把這樣的任務納入課程之中，甚至成為教育的中心。

我這裏建議的解決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無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2]一樣相信，我們正處於教育和災難的競賽之中，他不懈地著書強調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認識論的必要性。最後，他試圖在《美麗新世界》中告訴我們，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笑以及為什麽不再思考。

[1] 盧德分子(Luddite)：1811 年至 1816 年英國手工業工人中參加搗毀機器運動的人，該運動據說由工人盧德(Ned Ludd)發動。

[2]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英國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學幻想小說《時間機器》、《隱身人》、《星際戰爭》，社會問題小說《基普斯》、《托諾—班格》及歷史著作《世界史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