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一個新世界的形成（第3/4頁）

對於國家和個體而言，獲得美國身份顯然都是一項充滿困難和挑戰的嘗試，但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妥協也越來越少。這些年以來，“熔爐”（melting pot）這個在美國曾經引人矚目的理念已經讓步於其他一些理念：比如對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強調，以及種族和文化（更多是宗教）上的區隔，而一些人擔心這些區隔會影響美國的穩定。就像聯邦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給予各州不同程度的自主權一樣，美國公民有時候也難以在州身份和社會身份、聯邦身份和國家身份之間維持平衡。例如，美國內戰（1861—1865年）中，這種平衡就被顯著地打破了。其他一些時候，比如在面臨外來的沖突和危機時，愛國主義的需求會弱化內部的區隔——雖然從不能讓它們消失。這種愛國主義要麽是由政府倡導，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樣，要麽是由大眾推動，比如“9·11”事件之後美國的反應，以及如今正在進行的“反恐戰爭”。

實際上，戰爭和美國身份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大多數國家都有暴力的歷史，美國也不例外。但是，要想理解諸多關系松散、重度依賴奴隸勞動力的殖民地如何走到一起，以及最後竟以自由和平等之名推翻殖民地政權，則需要全面分析當時各方面的動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殖民者在解決美洲土著部落和英國皇權給殖民地帶來的問題時，都是通過沖突來確立新世界的身份。在這裏，沖突與新世界身份之間的關系很早就得到了鞏固。

在美國還未建立之前，來到這片土地上定居（有些時候僅僅是短暫定居）的主要是歐洲移民、傳教士、軍隊和商人，而驅使他們來到這裏的原因正是歐洲的宗教沖突。因此，從最開始，沖突就充斥著整個移民過程，也體現在歐洲外來者對美國土著人的態度中。早期宣傳家努力說服歐洲君主和商人，讓他們相信“新世界”既能傳播宗教也能帶來利潤——那裏有需要皈依的土著人，也有錢可賺。這些說辭將掠奪與宗教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致命的結合體，在這種背景下，沖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當然，這個國家的軍事起點是在最終的殖民沖突中，也就是美國獨立戰爭中被建立起來的。這場戰爭將國家和公民服務的概念聯系在一起，也將美國國家主義與戰爭聯系在一起。

獨立戰爭結束後，對於這場戰爭的講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了當時民眾的愛國熱情，因為這種熱情並不總是確切存在的，但不管怎樣，當時那些應召參戰的民兵的確因創造了軍事理想上的一段佳話而流芳百世。這不應該被誇大，但也不應該被低估。在今天的美國，戰爭退伍軍人約占成年人口的10%，從大局看，10%並不是一個壓倒性的比例，也很難被稱為全民皆兵。不過，退伍軍人以及戰爭給他們帶來的後果，在美國政治和社會以及國防預算方面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因為相比總人口的投票率來講（60%），有更高比例的退伍軍人參與投票（70%）。

在這一背景之下，毫不意外，美國國家身份的特點就是在戰爭中打造團結，並強調自由是國家身份的支柱。不過，就算在這個國家誕生之前，這個“新世界”中的自由也有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兩種內涵。如同當時的標語所講，自由不是免費的。當然，它從來都不是。早期歐洲殖民者的自由侵犯了土著民族業已享有的自由。如同美國獨立戰爭中保皇派所表現的那樣，不是所有美國人都追求，或者必然會歡迎免受君主統治的自由。自由是美國實驗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則，但最為大肆宣揚這一原則的人卻是奴隸主。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將啟蒙運動描述為“人類意識的解放”，啟蒙運動在18世紀也許影響了美國革命，但它並沒有讓作為美國革命者的奴隸們獲得解放。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獨立宣言》（1776）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實際上，這些如此冗長的“真理”只對那些要麽是白人男性精英，要麽是接近或有潛力成為這些人的群體有效。即使對於白人男性精英而言，這些真理也只是部分得以實現。當英國激進民主主義者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說服美國人相信他們的事業是“全人類的事業”時，雖然美國人已經完全做好準備接納他的話，但他們還是將這個信息置於共和主義意識形態的背景下解讀，在發揚平等和自由的同時，仍在捍衛著奴隸制。借助市場和傳播網絡的發展，各個殖民地至少可以在概念上建立起一個政治和文化的團結體。而實現這一概念則是另一回事。對於一些人來講，只有當所有人都獲得自由時，這個國家的理想才能最終實現。對於另一些人來講，這個國家的未來只有當一些人終生為奴時，才是安全的。19世紀中葉，當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內戰中奮力維持國家統一時，有一項真理對他是不言自明的。“我們都宣稱為自由而戰，”林肯評論道，“但我們雖然使用了同一個詞，表達的意思卻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