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國的建立（第2/14頁）
然而，在1776年，就種族關系而言，殖民地非但沒有養成什麽特別好的習慣，反而有了些可怕的壞習慣。白人殖民者要麽借用潘恩的共和主義言論，要麽援引洛克的自由主義觀點，甚至是兩者並用，想要對這些壞習慣進行探討，並且為之辯護。但事實上，他們不管如何嘗試，都無法解決天賦人權和奴隸制之間的兩難。他們為財產權進行辯護的時候，秉持著一個基本的信條，即他們有權將人定義為財產；簡言之，他們有權蓄奴。潘恩認為“那些自視為天生的統治者、視別人為天生的奴隸的人，很快便橫行霸道起來。由於他們是從其余的人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的心靈早就為妄自尊大所毒害”，殖民者也許會同意潘恩對於君主制度的批評，但是卻完全忘記了他們自己社會中的蓄奴現象與此無異。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獨立宣言》的作者，也就是後來的美國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就察覺到了共和黨觀點中的缺陷。鑒於在美國本土共和主義觀點的架構過程中，傑斐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能夠發現這些問題也不會讓人感覺意外。對於傑斐遜來說，奴隸制也具有多重含義。他在對1774年《不可容忍法案》的回應中，批評了那些施加在殖民地白人身上的“一系列壓迫手段”，認為這些壓迫表明了存在“一個企圖將我們變為奴隸的精心、系統的方案”。這種虛設的奴役與殖民地非白人群體遭受的更為嚴苛的奴隸制現實截然不同。傑斐遜宣稱，“在這些發展初期被不幸地引入奴隸制的殖民地中”，廢除奴隸制是“那些殖民地中最重要的目標”。傑斐遜的這段話與其說是一種預期，不如說是一種希望。
當然，一些殖民地已經通過議會嘗試對非洲奴隸的進口征收高額稅，英國議會也對這些嘗試全部加以制止，但雙方的動機都不是出於任何道德的考量。傑斐遜認為，英國王室阻止廢除奴隸進口，說明他們“寧可貪圖少數非洲海盜的眼前利益，而不顧美洲殖民地的長遠利益，不顧這種不光彩的做法是多麽嚴重地損害了人性的權利”[2]。傑斐遜對殖民行為寄予了太過積極的期待。殖民者想要的是稅收，並不希望稅收的來源被切斷。傑斐遜認為殖民地希望廢除奴隸制，但事實上非但沒有證據支持這一點，反而有大量相反的證據否認了這種判斷。
傑斐遜並不會輕易放棄這個信念，而是會與之苦苦鬥爭。在《獨立宣言》和之後的《弗吉尼亞紀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7年）中，他屢次重提這個主題。在《弗吉尼亞紀事》中，他思考了奴隸制對於白人的負面影響，認為“主人與奴隸之間的整個交往，就是不斷施加最為狂暴的肆虐，一方無盡地壓迫，另一方屈辱地服從”。在傑斐遜看來，奴隸制會使白人社會的工業和經濟喪失活力，更糟糕的是，它對於這個新國家自身的根基具有腐蝕作用。傑斐遜問道：“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堅信自己的自由是上帝所賜，而我們卻移除了這唯一堅實的信念基礎，這個國家的自由還能夠被認為是安全的嗎？”這當然只是一種設問，傑斐遜自己也清楚答案。他總結道：“當我反思到上帝是公正的時候，我確實為我的國家憂慮。而他的正義不會永遠沉睡。”[3]
這個國家決定切斷與大不列顛的殖民關系時，並沒有決定廢除奴隸制，但這並不能全然歸咎於《獨立宣言》的起草者。事實上，在傑斐遜的《獨立宣言》初稿中，關於奴隸制的內容要比最終版中多得多。在初稿中，傑斐遜指出，喬治三世在殖民地犯下的最終的，可能也是最無爭論余地的罪行就是“向人性本身發起殘忍的戰爭，剝奪了一個從未開罪於他的遙遠民族最為神聖的生命和自由的權利，捕獲和販運他們到另一個半球為奴，或者使得他們在轉運的過程中遭受悲慘的死亡”[4]。傑斐遜想要將奴隸貿易的過錯轉嫁於大不列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個人很難站在奴隸拍賣台前宣揚自由。此外，傑斐遜以那些殖民地的名義落筆起草宣言的時候，那些殖民地也不只尋求在大不列顛面前為自己辯護，而是著眼於所有那些對此感興趣的世人。
在這些世人當中，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兼批評家，名為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約翰遜在殖民地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因編著《英語大辭典》而揚名，其小說《拉塞拉斯：一個阿比西尼亞王子的故事》（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1759年）也於1768年引進美國出版。在當時的大西洋世界中，貿易、消費和印刷文化大多與奴隸制和奴隸貿易緊密相連。同樣作為大西洋世界的參與者，美洲殖民者和英國人都準備好了去仔細研讀約翰遜對於《不可容忍法案》的辯護。這份辯詞以小冊子的形式呈現，標題為《稅收並非暴政：對於美國國會決議與致辭的回應》。在這份辯詞中，約翰遜提出了與傑斐遜相反的觀點，認為那些針對英國國王的反愛國主義“偏見”僅僅是“夭折的愚蠢派系鬧劇”。約翰遜暗示這些人“生來只為尖叫和死去”。在辯詞主體的結尾部分，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在美國奴隸制度廢除之前被一再提起：“有人說，美國人如果屈服於此，將可能導致我們自己的自由越來越少，只有極具洞察力的政客才能夠預見此事。”他接著問道：“如果奴隸制果真具有這樣致命的傳染性，我們又為何聽到黑人領導者為自由奔走疾呼？”[5]雖然傑斐遜做出了嘗試，但天曉得，這並不是一個他可以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