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國的建立（第3/14頁）

不論傑斐遜懷有何種信念或期望，在獨立革命爆發前的幾十年中，許多美國人從來就沒有想過廢除奴隸制。18世紀末期，美國和英國對於非白人文化都持蔑視的態度，事實上，他們認為，除了白人之外的任何人種的文化都沒有資格被稱為文化。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國第一位黑人女詩人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在最初出版詩集時遭到的質疑（圖16）。惠特利年幼時就被賣到美國成為奴隸，在主人家，也就是波士頓的惠特利家族中長大。1773年，她出版了一本名為《宗教與道德詩歌集》（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的詩集。不過，在這本詩集的前言中，不得不找來很多波士頓當時的顯要白人男性，包括後來馬薩諸塞州總督的托馬斯·哈欽森（Thomas Hutchinson）等人，向那些持懷疑態度的讀者保證，他們面前的這本詩集的確是“出自菲利斯這樣一個年輕的黑人女孩之手，她剛剛從非洲被賣到這裏不過幾年的時間，在此之前，她只是一個未經開化的野蠻人”。這些人在前言裏通情達理地承認，菲利斯自從來到殖民地後，一直都“在鎮上一戶人家家中為奴”。正是由於菲利斯是奴隸身份，她的才智和文學才能就必須要靠那些白人男性來證實，性別和膚色讓這些白人男性獲得了毋庸置疑的可信度，也讓菲利斯自己失去了話語權。[6]

圖16 菲利斯·惠特利《宗教與道德詩歌集》首頁插圖（倫敦：A. 貝爾，1773年）。這幅版畫最初的創作者是西皮奧·穆爾黑德。

就算菲利斯沒有因為出色的寫作能力脫穎而出，她在波士頓為奴的命運和當時主要生活在南方的其他大多數奴隸的命運也還是會截然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當然不是全部）生活在南方。革命的硝煙也許已經遮蔽了馬薩諸塞的奴隸制，但在18世紀，奴隸制的分布仍舊十分廣泛，遍及社會各個領域，並一直持續到19世紀。大多數奴隸買賣，不管是私下的還是公開的，都主要集中在波士頓和紐波特兩地。貴格會廢奴主義者約翰·伍爾曼（John Woolman）對此感到十分沮喪，他在日記中透露了自己得知有一名貴格會教友也在買賣奴隸時的痛苦感受。“我渴望我的教友們可以竭力向立法機構請願，以阻止今後的奴隸進口，”他在日記中寫道，“因為我明白這種貿易是非常邪惡的，並且會招致更多的麻煩。”不過，伍爾曼擔心這樣的嘗試是沒有意義的。他也意識到，殖民地越來越認定“黑人就是奴隸、白人本應自由這種觀點”。“在一些地方，這些錯誤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他觀察道，“我們很難從中脫身。”[7]

在北部城鎮，解放奴隸尤其麻煩，因為那裏的奴隸已經處於相對自由的狀態，並不只是在主人家裏做奴仆，而是也從事著種類繁多的職業，如侍從、車夫、鐵匠、理發師和修鞋匠等。城鎮的環境也模糊了自由與奴役的界限。一些奴隸宣稱自己是自由身份，因此打起了官司，這表明北部海港城鎮的奴隸制度已經搖搖欲墜。在南方殖民地則是另一番景象。當北方殖民地的奴隸制度已經開始漸漸松綁之時，南方殖民地的奴隸制度卻捆綁得越來越緊，在這裏，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區別已經幾乎等同於奴役與自由的區別。隨著英國殖民時期的美國逐漸變得成熟、穩定，在南方地區，奴役與自由的中間地帶也逐漸收縮。這導致黑人回旋的余地越來越小，白人則在拼命維持這種奴隸體系。從經濟層面上來說，這種體系只會使一小撮人受益，但在社會和文化層面，它成為白人生活方式的一個越發鮮明的特征。

到了1776年，弗吉尼亞已經是英國殖民地中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殖民地總人口的1/5都居住在這裏。即便如此，在弗吉尼亞首府威廉斯堡，永久居民人口一直維持在不到2000人。除去南卡羅來納州的著名城市查爾斯頓之外，殖民地時期的美國南方並沒有出現在規模和人口上可以和波士頓、紐約或費城媲美的城市中心。因此，奴隸對於南方殖民地的發展而言更為關鍵，他們為切薩皮克地區、卡羅來納州的大米和靛藍產區以及18世紀之後的佐治亞州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農業技能和勞動力。南卡羅來納州的奴隸多來自加勒比海地區，但其他南方殖民地不再局限於英屬加勒比殖民地，而是越來越多地從菲利斯·惠特利自視為故鄉的“非洲歡愉居所”進口奴隸，這導致南方成為一個更為兩極分化的社會。甚至是南卡羅來納州也出現了社會兩極化的情況，不過其原因不是“非英”奴隸的進口，而是由於更富有的奴隸主傾向於在自己的種植園和查爾斯頓之間分配時間。簡單來說，南方的黑人和白人過著比北方城鎮更為相互隔離的生活，這使得這種體制裏本來就有的緊張關系愈加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