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應許之地通往美國世紀的大門（第2/15頁）

海勒姆·惠特利和艾達·韋爾斯的世界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全然不同，唯獨在這個主題內產生了交集。當然，這也並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主題，不只是白人的侵犯和黑人的決絕之間的碰撞，也不只是解放黑奴的大形勢下白人的故步自封。一切都遠遠復雜得多。海勒姆·惠特利曾經的工作是抓捕逃走的奴隸，他反對廢奴，反對給予非裔美國人公民權，在決定加入聯邦軍之前還短暫地考慮過是否為邦聯軍賣命，因此，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問題太過復雜的話，他根本就不可能這麽積極地保護這些和他沒有任何共同點、顯然也無法激起他憐憫之心的人的公民權利。在惠特利身上，各種實際目的和個人目的在此交匯，而19世紀晚期的美國也正是如此。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艾達·韋爾斯正是在這樣的世界裏長大的。

19世紀晚期的美國是一個戰後世界。當時的城市迅速崛起，技術和交通快速發展，西部的擴張如火如荼，以至於常常會讓人忽略了這個現實。但在這一切的發展背後，不管是在人員上、實際上還是心理上，這個國家都仍然遭受著沖突的余波。1865年結束的內戰奪去了60多萬人的生命，留下幾乎同樣數目的傷殘人員，國家經濟也隨之陷入危險的境地。死者只需哀悼，但處境艱難的幸存者則需要供養，這是當時的北方和南方都面臨的問題。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南方，需要穩定的也不只是經濟，許多幸存的內戰老兵還需要政府的贍養以度過余生，這其中有些人會一直活到20世紀。

此外，由於這場戰爭的性質是內戰，對於南方遭受的更嚴重的經濟重創和物質破壞，美國自然不能坐視不管，但這個問題也不太可能在短短數年內就解決。在戰爭期間，南方的房地產價值減半，農產品產出價值一直到19世紀末才重新達到了1860年的水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追上整個國家的發展。在戰後的南方，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農民都很快發現自己被困在了這樣一種體制中：他們作為佃農，在別人擁有的土地上通過勞作分得一部分農作物，用自己的勞役償還債務。大多數人通過種植棉花而非作物來償還那些他們不得不擔保的貸款，而這些貸款永無希望還清。整個國家的情況也在惡化：格蘭特雖然是一位偉大的軍事指揮官，但在擔任和平時期的總統這方面顯然不太在行。他的兩屆總統任期都沾上了政治腐敗和財政腐敗的汙點，在這個被馬克·吐溫貶損為“鍍金時代”的時期，聯邦對於南方的政策常常優柔寡斷，對於非裔美國人的政策更是搖擺不定。

1865年聯邦資助成立了自由民局，來幫助實現從奴隸制到自由的順利過渡，其中包括開辦學校、建造醫院、提供一般性援助和建議等，但自由民局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也從未得到必要的資源來實現其雄心壯志。事實上，它甚至都沒有得到必要的資源來維持自由民的基本健康，而這些自由民的健康狀況本就在他們當奴隸時遭到損害，後來在內戰中的“走私管制營區”裏更是嚴重惡化，感染了霍亂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自由民局衛生處面臨的問題在很多方面都表明，在從蓄奴制到自由的轉變過程中，存在一些更廣泛的問題。這些陷入困境的醫生面對的是一個更關心協議和程序而非實際幫助的聯邦政府，對其而言更重要的是平定混亂而不是解決醫療問題，更不用說去解決社會問題。該地區民眾對於聯邦幹涉的反對，特別是對於種族平等的反對，常常阻撓著聯邦政府想要保障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任何嘗試。而在實施這種早期的內部政權更叠這一問題上，進駐南方的聯盟軍的作用也很有限。

立法方面當然也有一些進展。19世紀70年代早期的執行法案允許聯邦法庭而不是州法庭起訴種族犯罪，1875年又通過了《民權法》，力圖實現南方的社會和文化平等，向“無論種族、無論膚色、無論之前處於何種奴役狀態的所有公民”承諾“完全平等地享有住宿、特權、設施，以及使用旅館、陸上或水上公共交通工具、戲院和其他公共娛樂場所的權利”。盡管如此，原則上的平等權利和實踐中對平等權的保障之間還是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像惠特利這樣的人試圖縮小這種差距，而另一群人則想要擴大這種差距。

在南方重建期間，非裔美國人的政治權力和共和黨的統治有時會遭到來自意想不到的人的批評。內戰讓惠特利拋開自己戰前的種族歧視，轉而開始在戰後的南方與白人極端主義抗爭，但另外一些人卻發生了恰好相反的轉變。例如新聞記者詹姆斯·謝潑德·派克（James Shepherd Pike）在戰前是一名廢奴主義者，在戰後卻對南卡羅來納州的重建發起責罵和抨擊。南卡羅來納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重建後的議會成員大多是非裔美國人，這可能也正是派克攻擊南卡羅來納的原因。不過，派克的攻擊非常極端，他在報紙上發表了許多社論，這些社論後來於1873年結集出版，書名為《屈服之州》（The Prostrate State）。同時，他還畫了一幅謾罵攻擊南方某州在後解放時期政治的漫畫，其中的極端觀點恐怕會讓讀者大跌眼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