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軍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4/15頁）

在美國北部，非裔美國人的境遇也不比塞爾瑪地區好上多少，黑人激進主義因此愈演愈烈。1965年夏天，洛杉磯以非裔美國人為主的瓦特地區爆發種族暴亂。國民警衛隊再次出動平息暴亂，美國電視機前的觀眾也再次面對撕裂他們國家的暴力景象。《生活》雜志後來將瓦特暴亂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分界線”，指出這次爆發“撕裂了合法民主社會的結構，定下了對抗與公開反抗的基調，而這正是我們當前狀況的典型特征”[4]。

然而，瓦特暴亂作為一條分界線的意義只在於，從這場暴亂開始，對抗和公開反抗不再局限於南方。1965年後，社會騷亂影響到許多北方城市，尤其是紐瓦克、新澤西、底特律和密歇根。從這種意義上而言，人們就美國信條的含義及其與美國公民身份之間的關系所達成的共識已經發生轉變。與1964年大選之前相比，人們對民主社會已經普遍不再抱有幻想。對這種現象的解釋通常是，當時的美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了東南亞事務中。但如果將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僅僅以越南戰爭作為理由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誤導性的。在那個時期，出現了一個名詞“越戰綜合征”，暗指1975年以後美國人不情願卷入外國事務，不情願應對持續存在的共產主義挑戰。從歷史角度來講，想要評估那場戰爭造成的政治、文化和軍事影響還為時尚早，但這個名詞也同樣適用。當然，毋庸置疑，影響是確乎存在的。

越戰是肯尼迪給繼任者的遺贈中最重要的一個元素，而這又是肯尼迪從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的信條中繼承而來的——施行遏制政策，致力於援助其他國家，打擊在二戰中產生、在冷戰中壯大的共產主義。與此同時，盡管美國沒有像歐洲國家那樣在二戰期間備受摧殘，但武器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脅還是讓美國感覺到了未來的危險。對此，美國的回應是加強國家安全體制，並在這一過程中加強自己的軍工復合體。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美國一方面建立了掌管國家安全的官僚機構，包括國防部、中央情報局（CIA）和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另一方面發展民防組織、培養間諜和反間諜、加大對軍事研發的投入。

從防禦的角度來看，二戰後的美國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美國相信共產主義是自己的敵人，用艾森豪威爾的話說，這個敵人是“一個全球範圍的意識形態敵人，它性情敏捷、目的冷酷、方法狡猾”，它帶來的威脅恐怕“要無限延續”。另一方面，變得和自己最恐懼的敵人太過相像的風險也是一種危險。1961年，艾森豪威爾在告別演說中指出“一支龐大的軍隊和一個大規模的軍事工業相結合，這在美國是史無前例的”，盡管這種結合很有必要，卻還是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他警告美國政府“警惕軍工復合體帶來的預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不利影響”，“只有警覺而明智的美國公民才能讓龐大的工業和軍事的國防機構與我們和平的手段和目標恰當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並駕齊驅，同獲成功”[5]。

就告別演說而論，這段話也許有些令人費解。但實際上，艾森豪威爾是在勸告美國人既要發展國防力量、又要抵禦這種力量。這是完全符合美國傳統的。畢竟，早在1796年，喬治·華盛頓就警告美國人不僅要警惕國際事務的威脅，也要提防內部不滿的危險。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已經無法繼續避免卷入國際事務，而來自內部的不滿仍然是個威脅，不管是像共產主義那樣反對美國信條的勢力，還是那些狂熱保護美國信條、想要壯大自我力量的勢力，都有可能將美國從內部瓦解。在越戰之後，軍工復合體的確變成了一種單獨存在的邪惡幽靈，但這其實是冷戰帶來的問題。冷戰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們對於蘇聯邪惡“無限”的威脅的恐懼，這種恐懼反過來又助長了美國人的信念，認為美國可以，也必須打贏這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沒有有形的敵人，這場戰爭是為了保衛美國的國家身份，這種國家身份植根於戰爭，也通過戰爭變得愈發明晰。

當然，冷戰並不是美國單邊挑起的，有一些危險也絕不是危言聳聽。在越南問題上，盡管共產主義是公認的威脅，但很快，美國的軍事信譽就成了主要的問題。美國在1950年決定援助法國保持對印度支那半島的控制，這種決策的背後正是遏制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多米諾理論”，即美國擔心一旦有一個國家“落入”共產主義手裏，將會迅速導致亞洲和中東地區的許多國家也落入共產主義手中。即便如此，美國的這項決定也不是完全獨立做出的。事實上，美國最初並不確定二戰結束後法國保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是否對美國有利，但英法兩國的利益都與法國能否保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息息相關，而這又離不開美國的支持。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一下子放松戒備。不過，艾森豪威爾將權力移交給肯尼迪時，美國已經在為南越地區吳庭艷的親美政府提供資金和“建議”（武裝起來的建議），助其抵禦北越地區“越共”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