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天平與舞台：古老和年輕的正義（第3/3頁）

宗教裁判所長期遭到汙名化，被愛倫·坡之流的新教文學家和伏爾泰之流的啟蒙思想家汙蔑成權欲熏心的心理變態者。然而在真實的歷史上，大多數教會法官比封建領主和普通鄉民更博學，更仁慈，更審慎，更少狂熱和偏見。教士法官一般接受過《聖經》和《查士丁尼法典》的訓練，具備在基督教世界各地管理行政的經驗。他們更有可能是開明的世界主義者，無奈地糾正野蠻鄉民的偏見，甚至宗教裁判所的起因也不是新教徒和啟蒙者所說的那樣惡劣而自私，他們的部分初衷其實是救出遭到錯誤指控的異端分子。領主和鄉民的宗教知識少而偏見多，容易將言行怪癖的同胞誤認為思想有問題。這些假異端分子如果沒有得到宗教裁判所的教義專家甄別，多半就死定了。更不用說，羅馬法在技術上的精練和高效不是習慣法所能比擬的。然而，習慣法在最根本的地方還是對的：冤假錯案的主要原因不是知識貧乏或技術低劣，而是當事人在法庭面前缺少獨立和平等的地位。不是普通法更加擅長發現真相——任何人都不擅長發現真相，而是羅馬法（及其教會法繼承人）更加容易濫施威權——任何知識都防範不了濫權。“歐洲大陸法系的法學家們琢磨著他們的調查方法，欲使之達到邏輯上的盡善盡美；英格蘭的陪審員們則對法學理論徹底的無知，大部分都還沒有文化[16]。”簡陋的自由戰勝精密的威權，這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如果卡德裏沒有沉迷於中世紀審判公雞和屍體的奇聞逸事，他本來可以將歷史線索梳理得更加清楚。當然，他的這種做法可能反映了另一種意義上的明智：他大概了解自己的讀者群，知道他們真正想要什麽。

卡德裏完全排除了中國和東方世界，自有其道理。西方意義上的法律傳統是從羅馬到美國，而在東方國家根本不存在。然而根據同樣的理由，他原本不該把蘇聯大清洗納入本書的範疇。列寧明確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赤裸暴力，包括不受自己頒布的法律約束。在這種定義之下，討論莫斯科審判的公正性純屬多此一舉。蘇維埃法律的專政對象不是有固定標準的罪犯，而是社會改造和社會進步的障礙物。隨著時代的變化，過去的推動者當然可以變成現在的障礙物。清算的標準是審判者的需要，而不是被告的行為。如果你決定換電腦，難道還會調查舊電腦有沒有罪？蘇維埃法庭的有罪判決或任何判決都承擔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必要調節功能，包括政治家選舉失敗、資本家公司破產、工人失業。蘇維埃監獄承擔了學校和教會的職能，以塑造新人為主要目標。鑒於蘇維埃國家和蘇維埃新人學校是同義詞，監獄內外的區別無非就是殘疾人學校和普通學校的區別。其實，這就是19世紀以來實證法學家和進步主義者的理想。塞繆爾·巴特勒、蕭伯納和羅素早就開始嘲笑資本主義社會和基督教的個人責任理論，主張把罪犯視為社會性疾病的受害者。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理想藍圖部分地影響了費邊社和工黨的改良主義，但只有在蘇聯才能徹底實驗。實驗的結果嚇壞了騎墻派，把他們趕回了原先憎惡的反動陣營。他們原想將罪犯送進醫院和學校，結果卻將全社會送進了監獄。

進步是政治家最喜愛的概念，卻是普通法家最需要警惕的概念。迄今為止，政治自由和司法公正還沒有遇見過比普通法更忠誠的朋友。卡德裏本來可以對“古善之法”的觀念史做一番寶貴而必要的梳理，但他卻滿足於津津樂道瑣細而晚近的技術進步。或許，這種布局對西方讀者更有裨益。他沒有必要重復通史的格局，但中國讀者的知識結構多半不能勝任貫穿零散知識的任務。策劃者如果能替作者和讀者考慮周到，在前言或簡介中補充必要的背景知識，本來不難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盡管如此，對於有心的讀者，作品只要能發揮撒播種子的作用，也就已經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