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蛇灰線，伏脈千裏；百川入海，殊途同歸誰之現代？誰之世界？

“現代化”和“現代世界”是觀念史上最混亂的概念之一，像一個伸縮性極強又沒有固定形狀的橡膠口袋，可以包含任何相互矛盾的內容。這種題材的作品很容易匯聚大批劣質作者，後者以為題材的模糊性來掩飾自己頭腦的混亂。對於真有所見的作者，只要弄清他們心目中的“現代化”和“現代世界”是什麽意思，剩下的內容就可以迎刃而解。簡單粗暴地說，這個題材只存在兩種解釋：不是西歐中心論，就是反西歐中心論。作品如果不能納入二者之一，就證明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麽。

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現代世界的誕生[17]》選擇了一個誤導性的書名。從作者的宗旨看，本書顯然應該命名為“英格蘭如何塑造現代世界”。他不僅是西歐中心論者，而且是英格蘭特殊論者。他的“現代世界”等同於“英格蘭傳統”，早在中古時期已經蔚然可觀，而世界其他地方，即使在近代都不存在。英格蘭是世界的種子，西歐和全世界的現代性都是她的苗裔，現代人都是英國人。她相當於人類起源的“非洲夏娃”，她的子孫取代了爪哇猿人或北京猿人的子孫，現代人都是非洲人。

麥克法蘭的關鍵詞是“分離”。“分離”在他的體系中，重要性相當於“科層”在馬克斯·韋伯的體系中：“舊制度將生活中互不相幹的領域混成一鍋粥。在部落社會，親屬關系作為調節器，將所有人團結在親屬關系之內。在農民社會，社會與經濟不分彼此，宗教與政治不分你我，那裏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和村莊共同體，上面覆蓋著一層有文化的統治者。相反，現代社會對不同領域進行了深入劃分，致使生活中沒有任何一個領域——無論是親屬關系、宗教還是其他——能夠提供一種基礎性原則。正是這種開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發了現代社會的動力。一旦某個文明只留下單一基座，該文明多半會走向僵化。”

“分離”產生於11世紀的英格蘭，偉大的傳統從未中斷，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和市場體系與英格蘭習慣法互為表裏。所謂“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征”，其實就是英格蘭封建自由的本來面目。從大憲章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全世界大多數地區稱之為“現代”，無非因為他們只能從外界引進業已成熟的現代性。早在1978年，麥克法蘭就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系統地論述了這些理論。本書是一系列零散專題文章的合集，論系統性其實不及前書。讀者如果不了解前書，可能會對本書提出一些非常低級的質疑。例如，中學教科書不是說過，私有財產產生於16世紀嗎？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前書。柯克、梅特蘭（Maitland）和斯塔布斯(Stubbs)一直將財產權視為日耳曼習慣法和封建自由的固有成分，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英國史研究者越來越傾向於將“光榮革命”視為“光榮復辟”，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側面支持麥克法蘭的主張。麥克法蘭本人卻沒有這樣做。他明顯偏重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研究視角，因此經常不得不以薄弱的證據支持敏銳的洞見。他最有力的證據本來應該來自憲法史、制度史和區域研究，但這些領域不是他的強項。

1978年以後，麥克法蘭開始接受並濫用日本史家速水融 “勤勞革命”概念。速水融的意思是：水稻種植區走進了勞動密集型增長的死胡同，增加的人口消耗了增加的產量，因此東方經濟發展沒有促發西方那樣的近代化鏈式反應，後者的特點是增加的產量大大超過了增加的人口。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運用逆向思維和外行的膽大妄為，發明了“大分流”概念，支持與原作者相反的主張：東方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近代化的革命意義名過其實。目前坊間流傳的“大清GDP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之類故事都是彭慕蘭學說以訛傳訛的結果。專業經濟史家（不幸他們在中國的知名度遠不如彭慕蘭）對他的咆哮如果翻譯成白話文，就會是這樣：“他是什麽東西？他從哪裏冒出來的？他怎麽敢這樣？”

麥克法蘭居然也會借用“大分流”和“勤勞革命”概念，大概說明了學術界看似莊嚴，其實並不是不受時尚流行的影響。某個理論點在某個時間突然紅起來或冷下去，並不比時裝界的類似現象依據更多。不同之處在於，他把“大分流”放在加來海峽，將皮卡迪[18]和西貢[19]之間的人類統統打入“舊制度”範圍。他的經濟理論如果翻譯成伊麗莎白朝華麗麗的語言，就跟沃爾特·雷利（Water Raleigh)爵士和弗蘭西斯·培根的頌詞沒有區別：強健、自由、勇敢的英格蘭約曼農及其“豐裕革命”（效果大略相當於我們中學教科書上的“工業革命”，原因卻不見得與工業有關）跟“負重驢子”及其“勤勞革命”沒有什麽共同之處。二者存在層次差別，正如獅子和驢子存在本質差異。他的核心要點比彭慕蘭正確得多，因此從技術上講沒法反駁。我們可以在黑死病、敞田制、丹法區與蘇格蘭邊區的細節問題上提出疑問，但不會影響論斷的整體。至少英格蘭東南各郡，早在地理大發現以前，甚至可能早在愛德華三世朝，就已經不在馬爾薩斯門檻內。與此同時，東亞水稻種植區的總產量上升和人均產量下降並行不悖，在馬爾薩斯陷阱內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