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蛇灰線，伏脈千裏；百川入海，殊途同歸誰之現代？誰之世界？（第2/3頁）

全書在涉及法律和官制的部分最為薄弱，這一點非常可惜。因為英格蘭習慣法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實在太密切，資料又是世界上最豐富的。考慮到作者的觀念，他居然無法有效地加以利用，只能說知識結構確有偏差錯位。他一旦進入家庭結構、社會結構和文化思想的領域，立刻就恢復了良好的自我感覺，頗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揮灑自如的風範。對此，我們只能說，麥克法蘭畢竟還是披著歷史學家外衣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軟性”的材料更符合他的偏好和特長。新政治史和經濟史是他的短板，但他的良好洞見往往能彌補弱點。攻擊他的疏略是容易的，但這種攻擊幾乎不會影響他的結論。如果有一個知識全面的專業歷史學家替他彌補資料的不足，他就是不可戰勝的。

貝利（C.A. Bayly）的《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20]》比較名副其實。他反對西方中心論，將現代性視為百川歸海的全球性進程，影響是多元和相互的。一般來說，這樣的著作很容易變成散漫無章的資料輯錄，但作者對此似乎頗有警惕，因為他發明了自己的關鍵詞——“標準化”。現代性意味著“標準化”的鞏固和普及。“標準化”與韋伯的“科層”在很大程度上重疊，但適用範圍更廣，貫穿各種亞文化和職業團體。本書的實證研究具備年鑒學派的許多特征：強調全球各區域的共時性，認為整體史觀是史學的基礎，尤其重視觀念史和文化史，將自然科學的工具和材料引入史學。

“多中心的歷史進程”只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話語。作者承擔了一項異常困難的任務——將東方從被動變成主動，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他只有依靠三種工具：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論、布羅代爾（Femand Braudel）的“世界時間論”、彭慕蘭和弗蘭克的東方中心論。後者除了蓄意歪曲和技術錯誤，確實沒有任何內容。極少數經濟史專家對待他們兩位，就像醫生對待街頭的營養保健品酬賓會。然而，時髦愛好者和政治宣傳家總是人數眾多。貝利的反西方中心論迫使他以彭慕蘭和麥克法蘭都無法接受的方式運用了“勤勞革命”的概念，將西北歐、中國、日本、印度、非洲提高勞動強度的做法全部納入“勤勞革命”範圍，否定它們存在質的區別，而將工業革命列為全世界“勤勞革命”的共同產物。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華南水稻種植者和印度紡織工人的勤奮，英國工業革命就不會發生。如果這種理論成立，同樣的推論方式其實完全可以證明，如果中國人沒有在山區種植紅薯，美洲黑奴就不會在甘蔗種植園內受苦了。工業革命既然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成就，黑奴貿易自然也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罪惡。中國農民固然對兩者都沒有直接參與，但如果沒有他們的間接支持，兩者都不可能存在。

布羅代爾對本書的影響比較值得贊賞，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我們都知道，這位大師強調日常生活、政治活動、世界格局三個層次的劃分，但從來沒能解釋清楚這三個層次之間存在怎樣的互動關系。他本人的著作滿足於分層次地羅列資料，把要害問題的解釋留給了後人。然而直至今日，仍然沒有任何傳人光榮地完成這項宏大任務。大量羅列資料的做法同樣有嚴重問題，不同資料的可信度相差甚遠，可能應驗了古老的笑話：如果你計算一頭大象、三百只兔子和兩千顆櫻桃的平均重量，能否更加精確地判斷中國皇帝鼻子的長度呢？資料的豐富程度和問題的重要程度從來不對等，可能應驗了另一個古老的笑話：醉漢在路燈下尋找鑰匙。雖然鑰匙掉在陰溝裏，但那裏沒有光；路燈下雖然沒有鑰匙，但畢竟有光。貝利並沒有表現出他比布羅代爾更擅長應對這些難題。他試圖證明歐洲中心論是現代化研究的歧途，1848年歐洲革命和同時代的太平天國運動、南亞武裝暴動存在內在的因果關系，歷史是全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但他辛苦搜集的材料與歐洲中心論者的材料幾乎沒有什麽差別。我們不能不嚴重懷疑：華夏中心論是東亞研究的歧途，蘇州園林與北海道蝦夷人的漁船存在內在的因果關系。一切結果都與一切因素有關，那就很難判斷甘地的素食主義到底是造就或損害了美國的大蕭條，還是造就或損害了德國的集中營。你只要將相對主義引入歷史，早晚免不了這種結果。

在世界體系的問題上，貝利實際上延伸了沃勒斯坦的理論。他將1800年以前的大西洋貿易和殖民主義稱為“原始全球化”，將1780—1820年的“世界危機”視為現代世界的起點。他對“東西方平等”的前提如此執著，以至於為我們描繪了“共時性”的全球帝國共同衰落史，包括波斯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和莫臥兒帝國。他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帝國過度擴張的結果，但他沒有解釋，同時代的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應該屬於哪種情況，班圖人和占城人有沒有促成或阻止這種衰落。“世界危機”引起了“革命時代”。革命不是一國內部的革命，而是世界體系的革命，體現於英法爭霸、殖民和結盟戰略，結束於維也納會議。然而，這又是一個非常“歐洲中心”的現象。如果造就現代世界的危機和革命體現於英法兩國，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要麽這是歐洲中心論的另一種表述形式，要麽就是貝利忘了說明廷巴克圖王國或布哈拉埃米爾國在這些事件中的共同作用或內在因果關系。最後，我們已經不再驚訝地聽說，1900年，現代世界的效仿典範體現於日本而非英法。我們開始胡思亂想：或許，參加八國聯軍的日本軍隊在北京紀律嚴明，符合標準化的定義，這是現代性的體現；或許，日本加入國際警察行動，同時體現了東西方多因素的協同效果，這才是現代性的體現。中國人、暹羅人、越南人確實頗有模仿明治帝國的沖動，但俄國或阿根廷會模仿日本超過模仿英法似乎需要更多的說明。然而，貝利仍然無可奉告。他無可奉告的場合未免太多了一點，正如他乞靈於多因素解釋的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