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的世界主義與邊界意識（第2/2頁）

清代的朝鮮覺得自己是文明的孤島，利用但並不信任強大的蠻族。蠻族盜憎主人[24]的陰暗心理和冒充天朝的可笑虛榮逃不過這些文明人的智慧。至於那些“臣事二君”、假裝自己沒有受到歧視的江南士大夫，恰好提供了“他者”或反面教材的樣板。朝鮮士大夫覺得自己的同胞看到漢人的下場，就應該謝天謝地，“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懂得尊重節操的國家”。根據美人香草代表君臣父子的隱微寫作法，編造“江南女子淪落史”非常有助於朝鮮人培養共同體優越感。天朝（大明）的滅亡不僅是傷痛，也是機會。朝鮮由此解放了自己，提前步入近代世界。因此，朝鮮比“卑賤的清朝”更能掌握多國體系的奧秘。朝鮮已經有國家的意識，而大清仍然只是朝廷。朝鮮能毫不猶豫地利用日本的勝利，加入要求割地賠款的行列，說明已經早有準備。朝鮮這種做法不是侵略欺淩大清，而是共同體尋找原材料的自然手段。大清只是國家產生前的原材料，加入日本的瓜分活動就能確認朝鮮作為文明國家的資格。打個比方說：普魯士奪取洛林是侵略，而法蘭西綏靖剛果部落就是尋找原材料。

邊界是文明國家的標志和條件，這對朝鮮不可能更有利了。李朝為朝鮮確定了基本疆域，這就證明了其選民資格。每一屆中原王朝都是多元復合體，顯著的特征就是缺乏鮮明的邊界。清朝的多元性格尤甚於明，因此就比明朝更像前現代的原材料。日本人提出的“朝貢貿易”理論有一個特點：中央王朝模糊化，進貢小國具體化。“新清史”的共同體觀念不難將後者視為準民族國家，至少是民族國家的前體。相反，“王者無外”的帝國普世觀念使中央王朝喪失了民族國家前體的候選資格。這一擊不僅顛覆了舊清史，而且導致了中國歷史敘事的全面斷裂。如果“以朝鮮共同體為中心的新清史觀”能夠為中國學者開辟新視野，這種新視野的代價確乎非常慘重：“四千年文明史”的想象慘遭肢解，“中國視野”在“全球視野”和“族群視野”的兩面夾擊下潰不成軍。

這一切僅僅是開始。有清一代的滿文老档多達數百萬份，自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整理流布。起初，大陸和台灣學界都沒有太重視。兩岸共同的文化大一統意識使他們相信，這些档案只會重復漢文文獻的基本內容。然而，歐立德卻從中發現了大清的另一幅面孔。滿洲君臣用母語講述的私房話居然更接近朝鮮人的判斷，嚴重打擊了江東士大夫的驕傲。讀者很難從中找到華夏文化無遠弗屆的偉大同化力，卻隨處可見內亞[25]

統治者玩弄權術的精明狡詐。滿文缺乏相當於漢語文言的“雅言”，口語色彩更加鮮明。因此，滿文記錄更有可能接近皇上深思熟慮以前的自然沖動。在這幅圖景中，漢官的形象相當可笑，一面被人賣一面替人數錢就是他們的寫照。尤為屈辱的是，他們一廂情願地認同大清，朝廷對他們的信任居然不如小邦外藩。當然，他們早就應該想到，朝廷不大可能懷疑朝鮮人覬覦龍興之地，卻隨時擔憂揚子江以南此起彼伏的復國主義叛亂。

中國意識的傳統建構一向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時間的連續性和空間的模糊性互為表裏，同樣支持道德文化主義的天下觀念。“新清史”的帝國概念是西方式的，多族群共同體的組合沒有明顯的差別。即使差異存在，標準也是統治方式和地緣形勢。“天下”即使有帝國的名號，基本概念仍然屬於文明體而非政治體，基本結構是同心圓，遵循文明層次遞降的原則。文明無論怎樣定義，總有層次差異，這一點是毋庸置疑和無法回避的。然而，層次高低卻不可能像政治或行政邊界那樣涇渭分明。何況，邊界的模糊還有另一方面的必要性。文明教化是個動態概念，模糊波動的邊界有助於鼓勵蠻夷的慕化之心，清晰穩固的邊界卻會鼓勵“荒服”或“外藩”啟動小共同體認同，阻斷華夏文明價值的擴張。從清儒的角度看，德川幕府取代好勇鬥狠的豐臣政權就是教化的勝利。朝鮮人對此持高度懷疑態度。但是無論如何，江南和嶺南的漸次儒化多少可以支持同心圓文明的模型。東亞沒有走上西歐民族共同體建構的道路，這大概是原因之一。然而，近代以後，華夏文明中心的民族國家建構步履維艱，這也是原因之一。直至抗戰結束，民國政府和知識分子仍然對政治邊界外的華夏遺產懷有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感情。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去中國化使他們徹底絕望，這也許是件好事。

如前所述，新清史的最大特點不在史料，而在方法。因此，本書的最大價值也不在朝鮮、清史或東北亞研究，而在認知範式。刷新認知地圖的史學革命正在醞釀中，很可能將數十年來的金科玉律掃地出門，甚至波及學術無法控制的其他領域。這一切不過剛剛開始，此刻預言未來的發展實在過於魯莽，但我們不要忘記高斯的名言：“節氣一到，報春花就會處處盛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