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純粹的理念，混濁的經驗——政治哲學與歷史的遭遇

孔子為中國式“清議”傳統確定了上限：“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朱子為了避免惡意曲解，在注釋中補充了一條下限：“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鉗其口使不敢言。”鑒於他本人就受到過“鉗其口使不敢言”的待遇，這個補充很有必要。雖然中國傳統思想在政治哲學方面不如在倫理學方面精密，但經驗性總結“論政熱情”仍然相當可靠。政治冷漠總是出現在兩個極端：其一是“墨索裏尼永遠正確”的高壓統治，其二是“歷史終結之後”的平庸化社會。處士橫議、民氣洶湧恰好代表二者的中間狀況，這時“X國之命運”似乎多多少少懸而未決，人人都認為自己的微薄力量有可能影響歷史路徑的選擇。

納博科夫評論美國的俄羅斯流亡社區，稱他們的文化水準高於周圍的普通美國人。他們永遠爭論不完的話題是，（俄羅斯）一百多年爭取自由的光榮和悲慘鬥爭，以及應該如何和不應該如何。但他們的下一代對政治極其冷漠，看不出教育除了提高收入還能有什麽意義。自然，他們身邊的美國社會始終屬於巴比特[26]的精神後裔。收入豐厚的管子工和卡車司機用憐憫的目光打量大學教授，被俄國人稱為“知識分子”的特殊人物享受不到神聖的光環。

在這種國本已定的平庸社會中，沉默的保守主義深入全民，無孔不入，無比自信，足以將任何離經叛道者變成小醜。對“公共知識分子”（特別是革命者）而言，這比迫害更可怕，所以，托洛茨基才會說出布爾什維克寧可受人憎恨也絕不受人嘲笑的話。相反，高壓統治下，官方保守主義鈸鼓齊鳴，貌似強大，卻更像是要塞部隊四面受敵，亟需尋找自信，只可惜不太成功。

由此可見，“公眾人物”或“意見領袖”的崛起主要是一種歷史現象，取決於當時當地的社會形勢。“公眾人物”本人的政治哲學水準是高是低，其實只是非常次要的因素。在許多決定國運的歷史轉型期，主要公眾人物的言論之幼稚、混亂、自相矛盾，令人嘆為觀止。但這不大可能降低他們歷史地位的重要性。自古至今，有理有據的政治哲學家倒是很少能影響公共生活。卡萊爾鄙視羅伯斯庇爾的演說空洞無物，顯然以為自己的《法國革命史》高出後者好幾個档次，但英國的歷史路徑早已決定“文學政治”此路不通，英國文人的個人能力根本無關緊要。很少有人知道：羅伯斯庇爾原先是保王派，而“九一八事變”後，譴責“不抵抗政策”最積極的人物其實是汪兆銘。

政治哲學以人與人的權力關系為對象，人性遠不像環境、物質那樣容易在短時間內巨變。因此，在政治哲學上實現理論創新是極其困難的事情，人類迄今存在的大多數政治制度未超出亞裏士多德《政治學》闡述的六種基本原型範圍。大多數自詡的“創新”都可以納入兩類：其一，概念混亂和錯誤；其二，有政治意圖的廣告文宣。這兩個集合有交叉，奧威爾的“新話”就同時屬於這兩類。即使在通常自詡的自由世界，大多數人使用“自由”的方式都不會獲得麥迪遜或阿克頓勛爵的贊許。

如前所述，“清議”或“論政熱情”的上升只能確定一件事：公眾要麽是越來越不滿現狀，要麽是對現狀的可持續性不放心。如果討論集中於政治哲學，而不是具體的政治措施和人事安排，則說明國本鬥爭正在隱秘地展開。在法統（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或“合乎憲法形式的權威”）穩固的國家，討論一定會集中在“問題”而非“主義”上。在中國，國本鬥爭過於頻繁地出現，其實是這個國家歷來缺乏法統的體現。

如果我們回到《政治學》原典，就會發現亞裏士多德並不認為“一個人”“少數人”和“多數人”統治本身一定會帶來良治或惡政。但他相當肯定，君主制優於僭主制，貴族制優於寡頭制，共和制優於民主。也就是說，有法統的“一個人”“少數人”和“多數人”統治一定優於“一個人”“少數人”和“多數人”統治，而這三者本身的優劣卻要看當時當地的歷史環境。這種傾向其實很接近梁任公在清末民初提出的“只問政體，不問國體[27]”。因此，梁任公同樣支持立憲君主制和立憲共和制，同樣反對君主專制和革命專制，結果獲得了“流質善變[28]” 的惡謚。後來流行的革命史觀正好以此論證“從激進到保守”的萬能公式。

政治家梁啟超的失敗可能有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但“意見領袖”梁啟超的失敗就不能說與中國人的心理定勢無關。《三國》、《水滸》、三十六計的民間政治哲學（“成王敗寇”“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中國真正深入全民的思維模式，官方政治制度的變化從來沒有觸動它。這種模式翻譯成政治學語言就是：“權力屬於一切有能力攫取權力的人。君主等於僭主，共和等於民主。”因此，權力就是權力的證明。中國人變成政治色盲，不能區別事實政權與合法政權，認為這些不過是虛偽形式或文宣策略。這種現象的歷史根源在於，貴族封建制早衰，社會平等化早熟，政治專制與社會平等相互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