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歷史的彈性

1933年秋國共的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開始時，位於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正處於全盛時期。雖然在此之前長江流域與中央蘇區可以形成掎角之勢的幾個大的蘇區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經相繼被國民黨軍占領，但當時仍然不會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後的秋天，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蘇維埃區域就會在國民黨軍強大壓力下，隨著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而易手。失敗的結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長途跋涉之路，尋找繼續生存、發展的機會，突圍中的艱難也導致了中共在奪取政權前最重要的一次領導層變換。同樣讓人很難預想到的是，經歷了如此慘痛的挫折，在對手看起來已是奄奄一息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很快又能重新振作，在陜北站住腳跟；而且這次失敗實際上就是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前最後的一次戰略性失敗，從此中共的革命奪取政權之路大有直濟滄海之勢。

失敗總不是件讓人愉快的事，與中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進程的描述相比，對於中共歷史上這樣一次重要的失敗經歷，具體的研究和闡述不是很多，有許多問題我們尚不能得其詳，簡單的原則論述和具體的歷史運行脈絡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裏計。而當我們重復當年更多的是基於政治考慮的結論，以“左”的錯誤為這次失敗定性時，往往忽視了其中包含的歷史的、社會的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後面，被斷送的可能是一個個正在具體影響著社會歷史的細節，歷史離開了細節，總讓人想到博物館那一具具人體骨骼，的確，那是人，但那真的還是人嗎？

其實，翻開中共壯麗歷史的長卷，在欣賞波瀾壯闊的勝利畫面之余，偶爾體味一下這一段別樣的經歷，也許可以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如果考慮到成敗、禍福之變，誰又能說，這樣的失敗就完全沒有意義呢？！就整個蘇維埃運動而言，後人（雖然是外國人）曾有過中肯的評斷：“盡管蘇維埃運動遭到失敗，但是政治、軍事和社會經濟活動的經驗以及經受過組織和動員蘇區居民的各種方式的嘗試和失敗的考驗，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東方各國共產黨中唯一擁有實際上執政黨經驗的黨，擁有絕無僅有的農村工作經驗以及軍政骨幹的黨。這（加上其他條件）也成為抗日戰爭年代裏黨員人數和武裝力量較快增長和發展的基礎。”[1]這樣的說法放到第五次反“圍剿”的這一時段中，也並非就沒有針對性。蘇維埃運動是中共革命過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階段，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從不可能到可能的創造奇跡的過程，因此所謂的超越階段之類的說法更多只具有邏輯上的意義。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蘇維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的思想和邏輯基礎，建立了中國共產革命的第一個中央政權，通過對蘇區的獨立控制，顯現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動員能力和控制藝術。事實上，雖然具體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方式此後續有調整，但中共革命的幾個重要原則諸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土地革命、社會再造等，在這一時期已經牢固確立，由蘇維埃革命開始，中共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革命建國的道路。

蘇維埃革命高歌猛進的初期階段，中共把革命的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1927年國共分裂時，中共幾乎是白手起家開始武裝反抗，僅僅數年後幾十萬人的武裝即矗然挺立，締造出國共合作共同北伐後的又一個傳奇。中共在這其中表現出的讓人感覺無窮無盡的能量，不僅當年的對手為之震驚，即連多年後的覽史者，也很難不為之傾倒。不過，神話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暫時畫下了一個逗號，再強的張力也有自己的極限，中共在多種境遇下實現的超常發展，到這時，似乎終於到了該停歇一下的時候了。從歷史的大勢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領導固然不能辭其咎，但這些被歷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輕人，其實本身也是歷史的祭品。無論和共產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後人相比，他們改變了的或者可以改變的東西實屬有限，在滾滾的歷史大潮面前，他們難以擔當引領潮流的重任，更多時候乃是隨波逐流。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歷史的航向。後人從他們身上看到的許多問題，既不一定是他們的造作，也不一定為他們所獨有。對此，毛澤東曾在中共內部會議上中肯談道：

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