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蘇區的煉成

1.中央蘇區的成長

1930年代，中央蘇區成為全國各蘇區中的“中央”，絕非浪得虛名。由於朱毛紅軍在贛南一帶的出色表現，早在1930年前後，這裏已經成為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道路問題討論的重心。1930年7月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信中共中央，將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問題作為開展農村武裝鬥爭的必要條件，強調：“完全掌握農民武裝鬥爭的一切形式，尤其是直接著手組建惟一能保證我們鞏固勝利的正規部隊，只有在牢牢占領並保持具有鞏固和進一步擴大蘇維埃政權的足夠政治經濟前提的根據地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同時指出：“我們越是迅速地具有這樣的根據地，越是迅速到把武裝鬥爭從各種獨特的遊擊戰變為正規軍作戰形式，我們就越能迅速地保證從組織上掌握農民革命運動，就越能迅速地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從而保證革命的勝利。”[1]根據這一判斷，8月8日，共產國際再電中共中央，進一步指出：

必須選擇和開辟能保證組建和加強這種軍隊的根據地。對根據地的基本要求是：相當程度是農民運動，從容組建的可能性，獲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證今後能奪取一個有足夠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發展前景。目前顯然贛南、閩南、粵東北地區首先能夠成為這樣的根據地。[2]

這裏提到的三個地區此時只有贛南地區已經有大規模的紅軍活動，而先後在這一地區活動過的朱德、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的部隊，正是中共武裝的精英。當時共產國際代表判斷，在所有紅軍部隊中，“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第3軍和第12軍）是最好的。彭德懷的軍以及在他影響下的兩個軍（第8軍和第16軍），與他們差別不大”。[3]中共中央也明確肯定：“四軍是中國紅軍主力的主力”。[4]顯然，已有根據地基礎，又擁有優良紅軍和堅強領導人的贛南更有可能滿足共產國際建立中心根據地的要求。不過考慮到自己遠在千裏之外，畢竟對當地情況不太熟悉，共產國際並不想在這樣的具體問題上遽下定論，在有關電報後面不忘補充說：“更詳細地核實這一情況只能在當地進行”。[5]這是1927年莫斯科在中國遭遇挫敗後，指導方式開始調整的一個例證。

共產國際提出這一計劃，正是此時實際控制中共中央的李立三錯誤向著最為極端的方向發展之時，某種程度上，這本身就是為著減消李立三的錯誤而提出的。因此，在被狂熱中的中共中央冷藏了近一個月後，隨著進攻長沙的失敗及李立三總暴動方針的破產，尤其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共產國際這一指示開始得到更多重視。首先是關於建立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得到落實。6、7月間，共產國際數次要求中共中央在蘇區“成立有權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盡可能加強紅軍”，[6]但正沉浸在革命高潮美好想象中的中共中央當時對此無暇顧及。周恩來同年底談道，這時的中共中央“對於蘇維埃區域的工作，並不放在黨的工作之第一位……同時反對我在國際提出的建立根據地的意見，認為是右傾，保守觀念。六月間，國際來電提出建立蘇區的中央政府，也未被重視”。[7]8月底，李立三的狂熱漸現退潮之勢後，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總行委主席團會議上提出成立蘇區中央局的建議。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最終確定了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名單。同時，周恩來“在政治局提出自己前往蘇區的建議”，由於大家都認為“他在政治局裏簡直是改進黨的工作和改造黨不可替代的人物”，[8]這一提議未能通過，但體現了此時中共中央開始高度重視蘇區建設。接著，中共中央初步明確了中央根據地的範圍，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於蘇區的工作計劃中談道：“我們現在確定湘鄂贛聯接到贛西南為一大區域，要鞏固和發展它成為蘇區的中央根據地。環繞著它的首先是贛東北與湘鄂邊兩個蘇區根據地，再則，鄂東北與閩粵贛兩個蘇區也很重要。”[9]決定：“在中央蘇區立即設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導整個蘇維埃區域之黨的組織，同時，並在蘇區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以統一各蘇區的軍事指揮。”[10]這是我們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中央蘇區這一概念。此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文件中提到的贛南和閩粵贛（即閩西）兩塊根據地實際成為中央蘇區的組成部分。1931年2月，共產國際代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據地”[11]的提法，3月，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報告中出現“朱［德］—毛［澤東］的中央（蘇）區”[12]這一概念，中央蘇區的地位已經初步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