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會革命的宣傳與實踐

作為一場全方位的革命運動，蘇維埃革命在打擊和摧毀舊的政治制度同時，對傳統社會思想和習俗也在進行著徹底改造。自中共開展革命運動以來，移風易俗就是其革命宣傳和實踐的重要內容。蘇區時期，在群眾運動上已經積累豐富經驗的中共展開社會革命和群眾動員大有駕輕就熟之勢。中共的社會革命不是依靠簡單的武力壓服，更多的是通過簡單明了、群眾易於接受的宣傳動員，改變群眾的觀念，再以政治力的逐漸滲透，培植新的社會秩序，確立革命的社會基礎。

宣傳動員是中共社會革命的重要一環。中央蘇區的宣傳動員形式多樣活潑，豐富多彩的群眾性文藝活動是中共擅長的方法。群眾文藝活動主要有紅色歌謠，工農劇社和藍衫團（蘇維埃劇團），以及為群眾文化活動提供場所的俱樂部運動。蘇維埃劇團各縣皆有，而俱樂部也相當普遍。中央蘇區規定每鄉應設俱樂部，“俱樂部不是少數會彈琴唱曲人的機關，而是廣大群眾集中的地方，教育群眾的集會場所”。[139]1934年初，江西、福建、粵贛及瑞金共有俱樂部1917個，參加俱樂部活動的固定會員達9.3萬余人。[140]傳統社會中，民眾娛樂活動十分欠缺，看戲幾乎是他們最高的精神享受，俱樂部和戲劇演出寓教於樂，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時，“群眾對俱樂部工作表示熱烈，一切費用，都是由群眾自願捐助，同志都參加俱樂部各種組織”。[141]“當看劇團公演時，總是擠得水泄不通。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晚上打著火把，小的替老的搬著凳子，成群結隊的來看，最遠的有路隔15裏或20裏的”。[142]

群眾大會是中共開展大規模宣傳的另一便捷手段，是各級組織經常性的工作：“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遊行，如攻吉、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級蘇維埃、慶祝新年（陰陽歷都舉行）、歡迎紅軍、祝捷、慰勞紅軍、追悼死難者、追悼陣亡戰士、成立各軍或團、出征等類，不能計其次數。每次各鄉區分別舉行，人數輒在一、二萬，少亦數千”。[143]對於身處僻鄉，文化生活極為貧乏的農民而言，能夠參與到一些群眾性的聚會和遊藝活動中，自然十分開心，福建連城“兒童團舉行了一次遊藝大會，群眾散後極高興，稱之為古來未有的事，連舊頭腦的人都稱為新世界興旺的征兆”。[144]

蘇區報紙、書刊的發行量與群眾的文化追求成正比地同步發展。中央蘇區從沒有報刊到創辦有大小報刊34種，《紅色中華》從最初的3000份增加到4萬份。1932年福建上杭設有農村《青年實話》代售處43所，每期可銷售800份。[145]蘇區群眾體育運動也和文藝運動一樣迅速發展，許多地方開辟了運動場，一些“偏（遠）鄉村中也有了田徑賽”。[146]在戰爭間隙中，蘇區曾舉辦過全蘇區的大規模體育運動大會。

中共通過教育、宣傳展開的社會動員成效明顯，從當時蘇區人民的家書中，可以看出中共革命文化對民眾的影響。紅軍戰士史芳森母親給他的家書中寫道：“望你在隊，要遵守紀律，用心消滅人敵，我們家中的禾米，有人幫助割回，一切事務，你可不必掛心。”[147]末尾的格式是“此致，赤禮”，完全是標準的同志式語氣。曾氏兄弟一為蘇區普通民眾，一為紅軍戰士，他們的通信中也有如下字句：“家中的生產禾稻，鄉府負責人實行派人優待。你不必掛念。現在天氣寒冷，你要保障自己的身體，正是革命向前發展，天天進攻敵人。”[148]這些信雖然可能是請人代書，但蘇區語境的變化還是可以清晰見出。

國民黨方面占領蘇區後所作調查也證明著中共宣傳的力量。蓮花縣被國民黨軍占領初期，明顯可看到中共宣傳動員的影響：“街頭巷尾，時見兒童自築碉堡，隙身其內，而後與碉外兒童互相擲石。若堡外兒童擲石稍稀，碉內兒童即奮勇沖出，與碉外兒童肉搏，非至頭破血流不止。更有三三兩兩，集合一處，討論對付回籍兒童之方法，其匪化程度之深，於此可見。”“一般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鹹已不復知有民國，年月之計算，僅知公歷”。[149]這種情況在興國等地也有反映，國民黨方面報告，該縣“一般男女匪民，只知公歷為某某年，而不知民國年號，只知有馬克斯、列寧，而不知其它，麻醉之烈，匪化之深，於此可見”。[150]關於蘇區革命文化形成的社會思想變化，《申報》記者陳賡雅有如下記載：

曾經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點：一為不怕死，前幾次國軍進剿時，彼等皆遠飏數十裏外，鮮有敢冒險歸來者。今則稍逃村外，微知國軍能寬容，即聯袂偕歸。亦有敢越重圍尋仇讎，以取甫歸之難民首級者。浯塘村民，因割電線，曾被殺數十人以示儆，彼猶不怕，竟乘某連撤退之不備，以農具繳其槍，致遭血洗之禍。……二為殘忍性，殺人不算事，其例不勝枚舉。三為創造性，譬之義勇隊隊長，及其它團體主要職位，農民竟敢與農民爭奪，爭得之後，對厥職亦多能自出心裁，處之裕如；爭而失敗，則一變而為搗亂心，使辦事人時感棘手。[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