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國民黨軍作戰基礎的增進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選擇持久消耗作戰方針，和當時國內外相對有利的環境直接相關。周恩來曾經談道，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能出動五十萬大軍發起進攻和實行封鎖，那是他的全盛時期”。[54]確實，和前四次“圍剿”幾乎一直在國內外動蕩局勢中進行相比，第五次“圍剿”進行過程中，南京政府內外環境相對寬松，給了其從容展布的空間。

從外部環境看，長城抗戰並簽訂《塘沽協定》後，日本在華北的侵略活動告一段落，北方的壓力暫時有所減輕，此後直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日本在華北一直未有大的動作，南京政府獲得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與此同時，南京政府積極調整對外政策，與英、美等國加強聯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於1933年4月開始長達半年的歐美之行，並與美國訂立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認為標志著“南京政府對歐美國家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的起端”。[55]在加強經濟聯系同時，南京政府向西方國家大量訂購武器裝備，據中央信托局統計，1933年和1934年兩年間，購買軍火費用達6000多萬元。[56]這些，既加強了南京政府與西方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聯系，又提高了其軍事裝備和統治能力。共產國際軍事顧問1933年初報告：“在敵人方面，武器裝備的質量在不斷提高，其機槍和火炮的配備程度已接近現代軍隊的水平。”[57]具體到實戰中，國民黨軍發動第五次“圍剿”後，將其裝甲部隊和新購德國山炮投入進攻，發揮出相當效果。粟裕回憶：“十九師是紅七軍團的主力，戰鬥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到過裝甲車……部隊一見到兩個鐵家夥打著機槍沖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沖垮。”[58]紅軍兩個主要軍團的指揮者彭德懷和林彪都注意到：“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幾次有所加強。”[59]“每連有多至六挺的機關槍，至少也有一挺。我們在敵機槍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沖就是傷亡一大堆。”[60]周恩來在1934年初對反“圍剿”戰爭作出初步總結時，印象很深的就是國民黨軍裝備和編制的加強：

每團中的火力配備改變了。過去每營有機關槍連，現改為每團屬一重機關槍連，而每一步兵連中則加多輕機關槍的數目（每連三架）。

他的部隊中的非戰鬥人員亦大大裁減，為便於山地運動與作戰。他的行軍公文也減少到最小限度，增加戰鬥人員的比例。[61]

隨著對國內地方實力派的壓迫、清除和國內建設的展開，南京政府統治力量也在逐漸增強，內部形勢趨於穩定。第二、三、四次“圍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嚴重的內部紛爭或外敵壓迫。中共有關報告顯示，第二次“圍剿”時，國民黨軍起初也取穩紮穩打方針，後因胡漢民事件導致粵變不得不加快“圍剿”行動，使紅軍覓得作戰良機。尤其當紅軍首戰東固時，蔡廷鍇部在紅軍後方，紅軍僅有一師部隊牽制，“假使此時蔣蔡北進，則我們後方受到危險非常困難，但此時蔣蔡不但未前進，並且將前進到城岡的部隊撤退到興國城（原因大概是因為廣東問題發生）”，[62]使紅軍擺脫了腹背受敵的危險。第三、四次“圍剿”期間的粵桂反蔣、九一八事變、長城事變，也直接影響到國民黨軍的作戰行動。第五次“圍剿”中，雖然1933年底發生以十九路軍為軍事基幹的福建事變，但由於事變很快遭鎮壓，蔣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對福建的完全控制。福建事變的迅速失敗，也使各地反蔣力量不得不有所忌憚，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地方實力派的反蔣公開活動偃旗息鼓。完全控制福建後，除廣東陳濟棠外，國民政府從東、西、北三面完成對中央蘇區的包圍，無論是軍事展開或經濟封鎖都獲得了更好的內外環境。尤其是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紅軍主力相繼轉移後，長江中遊地區基本安定，蔣介石更可全力籌劃對付中央蘇區之策。1933年6月23日，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剿匪根本計劃漸立，逐漸推進，期以一年，必能成功，惟時局是否許可耳。”[63]後來的事實證明，蔣介石獲得了這種時機。直接在前線指揮“剿共”軍事的陳誠對此頗有同感，第五次“圍剿”發動之初，他在家書中表示：“此次剿匪當有把握，因蔣先生親自督剿，無論精神物質方面，均有關系。以部隊數量言，已較之以前增加十余師。而精神方面，各級經廬山訓練之後，確有進步也。”[64]

經過廬山訓練及部隊整訓，國民黨軍隊整體戰鬥力和戰鬥精神確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軍隊中高級官員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現在戰場第一線。從主攻部隊第三路軍傷亡情況看，該路軍傷亡軍官總數988人，傷亡士兵總數10755人，[65]軍官和士兵之比約1∶11，高於戰鬥部隊實際官兵比。軍官傷亡較重和其在第一線指揮作戰相關。第五次“圍剿”時，國民黨軍師、旅長一級指揮員經常出現在戰場第一線，團長一級指揮員則直接指揮並於必要時參加戰鬥。德勝關、寨頭隘、大羅山等戰役中，第六十七師三九九團團長、七十九師二三五旅四七四團團長、六師十八旅三十六團團長都能身先士卒，親率所部與紅軍展開肉搏戰，第六師十八旅三十六團團長並當場陣亡。國民黨方面總結戰役得手主要原因即為：“各高級指揮官身臨前線，從容指揮。”[66]鳳翔峰一役，四七〇團第二、三營代營長均先後傷亡，“連長以下幹部傷亡已達二十余員”，“第六連之連排長傷亡殆盡，僅賴一軍士毛炳芳指揮”，[67]但仍能守住陣地。雞公山戰鬥中國民黨軍也異常奮勇，紅軍戰報記載，當時守軍為紅軍一個營部隊，在團長、營長率領下堅守，“當敵迫至工事近前時，該營長即令戰鬥員將炸彈收集起來連擲五六彈，傷敵三十余名，但敵仍繼續攻擊，該營長旋即犧牲，不久該團長亦受傷，而部隊失了掌握，加以手榴彈告絕，子彈所有亦無幾系（原文如此——引者注），致放棄陣地”。[68]國民黨軍的上述表現，為紅軍指揮員所注意，時任紅五軍團十三師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驊回憶，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軍表現頗為頑強，“盡管敵人在紅軍陣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後面敵人還是一股勁往前沖”。[69]整個“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幾乎沒有起義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