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五次“圍剿”：南京政府全力以赴

1.國民黨軍的作戰準備和作戰方針

從1930年代初開始，國共間連續展開數次“圍剿”與反“圍剿”戰爭，蔣介石和國民黨軍屢戰不利，這其中，有著國內外多重方面的原因，但失利的陰影使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對中共不得不予正視。失敗的痛苦使蔣痛切意識到：“我們紀律和工作超過土匪，超過共產黨，然後才有剿清他們的希望……人家死中求生，拼命犧牲努力！我們苟且偷安，得過且過，似乎是要從生中避死，實在是死中不知求生！”[1]在他耳提面命下，國民黨內部的自我反省和對中共的研究明顯加強，有關的研究、反思文獻不斷出籠。他們強調：“事實告訴我們，認定現在江西的土匪，與歷史上的土匪是一樣的容易消滅，這未免忽略了他的國際性和進步的伎倆。要是以為他怎樣了不得，卻又未免自減銳氣。”[2]其對中共的性質、力量和發展有了相對較為平心靜氣的估計。當時中共方面在接觸到國民黨這些研究成果後，敏銳感覺到“敵軍屢受挫敗之後，於戰略戰術上得了不少的進步”，斷言國民黨軍此後的“‘剿共’計劃，更見進步，更見周密，是可以預料的”[3]。

國民黨軍的這種反思、檢討在1933年開始的廬山訓練中有著鮮明的體現。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下決心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全面整編，計劃先精簡編制，然後“輪流抽調三分之一的官長到後方，加以特別訓練。大概每個官長訓練半月至一月就行，在六七八這三個月之內，全部官長訓練好了，等到九月，我們就可以將這種新編練的十六、七個師，照正式計劃，來向匪區進剿”。[4]1933年7月1日，南昌行營發出電令，指出：

土匪盤踞贛南，日形猖獗，叠經痛剿，未著特效。推厥原因，實由各部隊中初級軍官之武德、武學，尚欠深造所致。亟應嚴格訓練，注入剿匪特要之學術科，以增進剿匪之效能。茲在廬山設立北路剿匪軍官訓練團，分期召集各部隊中之中初級軍官赴該團訓練。[5]

根據這一思路，1933年7月軍官訓練團在江西廬山開辦，到9月先後辦了三期，受訓者達7500余人。訓練“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6]

對應著蔣介石關於“從前剿匪剿不了，並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的認識，訓練團特別注重戰鬥、團結精神的教育，耳提面命，樹立各級長官的戰鬥意志和團結精神，以拉近和中共在這方面的距離。訓練的結果，按蔣自己的說法：“因為時間過於短促，對於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7]經過整訓，國民黨軍隊面貌確有所改觀：“十一師自受創後到撫州補充訓練，前師長蕭乾以復仇雪恥為號召，提倡刻苦作風，到各連隊與士兵同生活起居。為了練習長途行軍，蕭以身作則，腳穿草鞋，腳底抹了桐油，以作標榜。六十七師師長傅仲芳的行李只有半擔，經常穿舊軍衣，軍中有夥夫頭之稱。霍揆彰、李樹森等行軍時都背米袋。”[8]國民黨軍的這種改變，作為其對手的中共方面感受最深，第五次反“圍剿”開始近半年後，經過往復交手，周恩來深有體會地寫道：

蔣介石對於這些軍官的訓練，不能說是沒有相當的結果，如果我們看到四次戰爭中白軍軍官的無能，那我們看到現在是狡猾機警得多了。他們懂得了如何防備我們打埋伏，如何避免運動戰中整師整旅的被消滅，如何加強其偵查搜索與通信聯絡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壘與我們作戰而很快的縮回堡壘去，這些都要算是他的進步。[9]

同時，訓練時幹部集中、朝夕相處，這對來自各地方、各派別，曾經多次兄弟鬩墻的軍官“把眼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並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10]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以紅軍作為假想敵，鄭重其事地開辦廬山訓練，反映蔣介石對再一次與紅軍作戰的充分重視，如他所說：“此次剿匪，實關黨國與本軍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輕易出之。”[11]這和他長沙被打下後仍稱“長沙雖失，共犯實癬疥之疾耳”，[12]以及第一、二次“圍剿”時視紅軍為“地方事件”，[13]僅出動一些雜牌部隊有重大差異。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介石將新一次“圍剿”定位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1933年6月，蔣在南昌主持召開“剿共”軍事會議，通過軍事、諜報、宣傳等“剿共”方案，確定第五次“圍剿”的基本原則仍為前一年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戰，用七分的力量來推行作戰區的政治”，[14]“一方面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消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眾，使他能傾向我們的主義，以鞏固我們在民眾中精神的堡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