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紅軍戰略轉移的準備

（1）中共中央計議突圍

反“圍剿”的不利形勢，提示在蘇區內打破“圍剿”的可能性日趨渺茫，雖然博古1934年5月為《紅色中華》撰寫的社論中仍然宣稱：“我們要保衛土地、自由、蘇維埃，直至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最後一口氣！”[340]但這更多只是政治宣傳。政治離不開宣傳，但宣傳並不就是政治。就在博古發出上述豪言壯語同時，中共中央內部關於突圍問題的討論已提上日程。1934年2月，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埃韋特報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勢很困難，我們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帶多余的悲觀主義應該承認，包圍圈越來越小，敵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區突破的一些地方。”[341]面對此一局面，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尋出路。李德回憶，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蘇區的“西南部或東南部突圍”[342]的設想。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瑞金召開會議，提出在敵人逼近中央蘇區腹地、內線作戰不利的情況下，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埃韋特在給共產國際轉呈中共中央報告時說明了中共中央關於下一步行動的兩個建議：“留在中央蘇區，轉入遊擊戰，將其作為我們鬥爭的最重要方法。”“否則我們只有保衛中央蘇區到最後，同時準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埃韋特個人雖明顯傾向撤離中央蘇區，但他同時強調：“只有在實行保衛的各種可能性都用盡之後並且在保存著我們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況下才應使用。”[343]

中共中央的撤離計劃和共產國際一貫思路其實是契合的。早在1931年初，共產國際就指示：“必須進行頑強的鬥爭，把贛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據地保持在我們手裏。但考慮到軍隊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敵人壓迫下有暫時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們認為，現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區籌建輔助區是適宜的。同時務必更加重視在鄂湘川交界地區建立第二個主要根據地。”[344]1933年3月，共產國際又提出：“在保衛蘇區時，對於中央蘇區來說特別重要的是保持紅軍的能動性，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領土上。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在人煙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糧食保證的基地，紅軍可以在那裏隱蔽和等待更好的時機。”同時強調：“要建立和具備幾個新的根據地，使政府軍難於同我們對抗。我們積極評價第4軍主力向四川轉移。我們認為，在四川、陜南，以及盡可能在新疆方向開辟蘇維埃根據地具有很大意義。”[345]在中央蘇區面臨大規模進攻時，共產國際強調建立新根據地及對紅四方面軍轉移的肯定，意味深長，以致埃韋特對此一度頗有疑慮，為消除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特電中央蘇區解釋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我們看來，該電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萬一敵人取得重大的勝利，我們必須保存和加強我軍力量。而我方取得勝利時，我們應消滅敵人，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謹慎，使我軍主力不受威脅。”[346]雖然埃韋特試圖淡化共產國際對轉移的肯定，但其潛台詞不可能不對中共中央未來的行動規劃形成影響。正由於有此思想基礎，當軍事不利後，考慮轉移就順理成章。

得到中共中央有關報告後，1934年6月16日，共產國際復電指出：

動員新的補充人員的過程證明，中央蘇區的資源還沒有枯竭。紅軍作戰部隊的抵抗能力、後方的情緒等，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擔心。如果說主力部隊可能需要暫時撤離中央蘇區，為其做準備是適宜的，那麽這樣做也只是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擊……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為其發展創造新的條件，以便在有利的時機對日本和其它帝國主義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展開廣泛的進攻。[347]

復電基本同意了中共進行戰略轉移的計劃。次日，共產國際再電中共中央，明確談道：“我們建議發動福建戰役，將其作為預防和吸引敵人，進而便於保存蘇區或從那裏撤離（如果不可避免這樣做的話）。”[348]

中央紅軍突圍已成必然，各方對此了然於胸，1934年6月初，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賴安認為：“如果中國其他地區的軍政形勢以及國際因素不會導致發生‘出人預料的’重大沖突，以後幾個月在階級力量對比和政治重新組合方面也不會導致發生重要變化的話，那麽在最近的將來，可能是秋天，中央蘇區紅軍的主要力量將不得不放棄江西、尋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尋找發展蘇維埃運動的新的地區。”賴安在信中還透露了埃韋特等人的想法：“在目前的情況下，預先決定了中央紅軍主力‘遲早’將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換句話說，這些同志，特別是從去年12月起，一方面闡發了關於本階段在中央蘇區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決戰的失敗主義‘理論’。而另一方面與此相聯系，仍在考慮紅軍能否堅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現在是到秋季的問題。”[349]可見，撤離中央蘇區的想法早在福建事變前後已成共產國際代表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