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紅軍實施轉移

（1）紅軍長征前的準備

國民黨軍8月底攻占驛前後，照例修建碉堡、構築公路，並將碉堡線逐漸向小松市紅軍陣地伸展，其前鋒部隊則試探性地對紅軍陣地展開攻擊，蠶食紅軍防線。在屢遭失敗，國民黨軍前鋒步步向紅軍中心區進逼時，紅軍實施戰略轉移已勢在必行。

為集中策劃、調度即將到來的戰略大轉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劃紅軍戰略轉移的有關事宜，一系列有關戰略轉移的計劃、行動陸續展開。遵義會議決議提到，中革軍委在“八九十三個月戰略計劃”中，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而且開始了退出蘇區的直接準備”。[423]最初預定的突圍時間是10月底11月初，因為“根據我們獲得的情報，蔣介石企圖在這期間集中力量發動新的進攻，突圍的日期選擇在這時，必然會使敵人撲個空”；“從華南地區的地理氣候上來考慮，這也是行軍和作戰的最有利的時間”。[424]中共叛將楊嶽彬在給國民黨方面的呈文中透露了中共的這一意圖：“今年四五月，赤黨偽中央，已從匪軍中，調出湘南籍之幹部多名，潛回湘南各縣，布置交通路線，並聞有從湘贛邊匪區，抽調一部匪軍，編為湘南遊擊隊，竄擾湘南之說。”[425]

根據向西轉移的方針，從1934年7、8月份開始，紅軍已開始部署重要物資、資材的西運事宜。7月下旬，紅十五師奉命開往福建方面，“到福建搬運勝利品”，[426]所謂勝利品，實際就是準備搬運的重要資材。7、8月份，紅一軍團主力開赴閩西掩護紅九軍團安全轉運資材到贛南。8月中旬，朱德電令一、九軍團，要求其在閩西蘇區“確實掩護資材”[427]西運。同時，中共中央還秘密派出國家政治保衛局保衛大隊到於都、登賢等紅軍預定集結地域，偵察路線。中革軍委則由副總參謀長張雲逸率領一個分隊，潛往贛粵湘邊界，偵察敵情和道路交通。

9月8日，中革軍委電示第三軍團指揮員彭德懷、楊尚昆，要求其在9月底前“阻止敵人於石城以北”，“在執行這一任務時應最高度的節用有生兵力及物質資材。在戰鬥的間隙中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隊外，主力應集結補充、整理訓練，並加強部隊的政治團結”。同時強調在石城地區的防禦戰應進行“運動防禦”，“不要準備石城的防禦戰鬥，而應準備全部的撤退”。[428]14日，周恩來向林彪、聶榮臻等傳達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關於紅軍準備戰略轉移的決定。24日，中革軍委再電彭、楊，重申：“為避免過多的損失及確實突擊，第一地區陣地，應作為掩護地帶，而第二地區陣地應作為主要抵抗地帶。”[429]顯然，中共中央此時已將保存有生力量隨時準備撤退作為主要考慮。中革軍委發出命令，要求各軍團在10月1日前組織好後方機關，加強運輸隊的建設，把敵人占領縣區的軍事部立刻改為縣區遊擊隊司令部和政治部，縣區軍事部長為遊擊隊司令員、隊長，縣區委書記兼遊擊隊政治委員；並規定“如在邊區和中心區域有被敵人侵犯之可能時，則將軍事部作上述改組”，為紅軍主力突圍後蘇區繼續堅持作出組織上的初步安排。

與此同時，為減輕紅軍突圍西進的阻力，中共中央決定與“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南路軍總司令、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接觸，展開停火談判。陳濟棠出於自身生存需要的考慮，把紅軍在江西的存在作為其與南京中央間的一道屏障，因此，對“剿共”軍事陽奉陰違，和中共間一直有信使往還。早在1933年11月，共產國際代表就報告：“在中央蘇區，廣州政府代表已開始進行停戰談判。”[430]此後，談判斷續進行。當紅軍開始準備撤離時，談判進一步加緊。潘漢年回憶：“當我們的紅軍向中國西部推進時，廣州的軍閥們認為，如果蔣介石能消滅紅軍，那就會給他們造成很大的威脅。在他們看來，紅軍至今是南京軍隊和廣州軍隊之間的屏障。我們曾派代表去進行談判。第一次我們未能達成什麽協議。第二次我們終究爭取到廣州同意進行談判。”[431]1934年“八一”節前，雙方通過談判達成停戰協議，並設立聯絡電台。9月，朱德致信陳濟棠，聲明“紅軍粉碎五期進攻之決戰，已決於10月間行之”，表示願就停止雙方作戰、恢復貿易、政治開放、軍事反蔣、代購軍火等問題與粵軍舉行秘密談判。[432]14日，博古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雙方的接觸。共產國際對與粵方接觸高度重視，指示中共在談判中主要應提出代購軍火和取消封鎖、恢復貿易，不應附加其他過高條件，以免“喪失利用廣州人和南京人之間矛盾的機會”。[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