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劉邦的“穿孔遊戲”

在秦朝以前中國歷史舞台上還沒有皇帝，只有“王”和“天子”。“王”不過是諸侯的“共主”或“召集人”，他的權威是相當有限的。夏朝號稱萬國，商朝的諸侯也號稱上千，周朝的屬國最少，但也說有八百之多，實際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這些諸侯屬國，近一點的還能去巡狩一下，遠的也就鞭長莫及由它去了。

春秋戰國是被孔丘先生喻為“禮崩樂壞”的時代。事實上，只不過是統治者由於多種原因未能集權，是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處於松散性管理的黃金時代。這個時候，感覺天下最牛氣的不是五霸七雄，而是那些身懷文武才藝的士人，這時士大夫階層在中國社會還沒有完全形成。這些身懷絕學之人每天睜開眼睛就攤開地圖，找下一個落腳點。他們奔走於各個諸侯之間，誰給的金錢多、爵位高、權力重，他就留下來給誰打工。合則欣然留下，不合則拍拍屁股走人，雙向選擇，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君臣之間都是客客氣氣，平等合作。而且大多數時候反倒是處於臣子地位的士人更不客氣，常常直言不諱讓諸侯王下不了台。

到了戰國後期，那個跺一跺腳都會讓腳下的大地跟著亂顫的秦王已經嫌稱王太過小兒科。於是，才有了秦國與齊國並稱東帝西帝的瘋狂提議，不知天高地厚的齊王居然還真就以為天下二分有其一，幸虧“義不帝秦”的魯仲連居中遊說，這件事才算不了了之。公元前221年，大秦帝國橫掃六國，甚至將一群六國的後宮嬪妃都擄到鹹陽之後，秦王嬴政再也難以拴住自己內心深處那頭叫做欲望的怪獸，他無論如何不肯再做王了，他牛氣沖天地吩咐手下的臣子給他議個配得上他的曠世奇功的名號。丞相王綰和廷尉李斯在故紙堆裏搗鼓了幾天，終於在傳說中的半神半人的“三皇”那裏找來一頂大帽子，說三皇中最神的是“泰皇”，建議嬴政自稱“泰皇”。然而，嬴政並不滿意，他從“泰皇”那裏取了個“皇”字，再從“五帝”那裏取了個“帝”字，合成了一個“皇帝”。接著又對“皇帝”兩字作了一大堆的考據的講究：“皇帝”自稱“朕”，朕的命為“制”，令為“詔”，皇帝的大印叫“璽”，走到哪裏叫“幸”，包括跟女人睡覺。嬴政自稱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秦王朝作為法家思想的忠誠實踐者，在國家權力結構上建立了整套符合法家理論的律法，將法家鼓吹的那一套運用到了極致。但是讓秦人自己最後都大跌眼鏡的是，一個以武力稱霸天下，以嚴刑峻法震懾四方，以強大的暴力體系橫行天下的帝國，也就短短的十五年便風流散盡，末日降臨。刨根溯源，還是因為秦朝的權力集團對法家思想的極端發展和法家思想在具體的實踐中沒辦法解決的矛盾所造成的。

法家思想曾經隨著秦帝國的強大而風生水起，讓天下儒生恨得牙癢癢。當時的法家，與其說它是權力集團手中的一柄利器，倒不如承認它早已為秦國君臣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度洗腦。

法家思想的產生有其無法抹去的現實意義，它的歷史源頭是在戰火紛飛的春秋戰國時期。而那樣一個時期，官家權力強調的就是集中；在秦王朝的統治者們縱橫天下的時候，它的理論體系完全建立在戰時體制的基礎上。這種戰備狀態，要求的是集中一切優勢項目為戰爭服務，為權力的擴張服務。它注重的是眼前的現實利益，就是從眼前的現實利益出發，以實現手中權力的最大化。此一時彼一時，當戰爭的硝煙散盡，留在人們心底的傷卻無法在短時間內愈合。這就像是兩大武林高手在生死存亡時刻比拼內力，最後的結局是一個人倒下，另一個人虛脫。對於一個剛剛建立起來的國家來說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而不是時時刻刻站崗放哨，保持荷槍實彈的硬漢形象。

沒有人會否認秦始皇是一代雄主，與他的勇氣相比，他更缺乏政治手段和治國經驗。當天下統一的號角吹響多時，他老先生還執迷於戰爭的快感中無法自拔。他坐鎮鹹陽，環顧四海，伸出兩個拳頭同時向南北兩個方向打去，對他來說人的思想是虛無而蒼白的，只有武力征服才是真正的鐵血王道。《史記》中記載，南方發兵攻打南越，守五嶺，據徐廣注是五十萬人，同時發役夫在湘江上遊築石堤，人工開鑿渠道來運送糧草，役夫人數也不在少數，這還沒有算進建築宮殿陵墓的勞力，南征結束以後，南方設置桂林、南海、象郡，並且有相當規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發三十萬軍隊擊胡，同時修築長城，人數也都不低於三十萬人。不安分的秦王嬴政，拿出了天下總動員的架勢。這完全符合法家理論的宗旨，只要活著就要往死裏折騰。法家理論只具備集權和戰時兩大特點，可以說是非常態下的非常之舉。戰爭年代，它是刺向對方的利刃；統一年代，它同樣還是利刃，不過刀鋒直接指向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