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三國的權力流氓化

翻閱史書，我們有時候會產生一種時間的恍惚，那就是越翻到後來越覺得索然無味。中國的歷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後世越覺得缺乏光彩。先秦時期，那些敢於舍生取義的武士，到了漢代就褪去了骨子裏的豪氣幹雲化為權力集團的附庸。估計他們在趨炎附勢的時候，早已忘記他們的前輩們曾經有過一個光芒萬丈的政治理想：那就是軟禁皇權。

但理想也就是劃過天際的一道閃電，轉瞬即逝，了無蹤跡。

秦漢之後，這個理想也就成了明日黃花。無所禁錮的皇權成了出欄的猛虎，在叢林社會裏擇肥而食。就連手握特權的士人集團也要避其鋒芒，更不要說那些混跡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皇權的威力打著人權天授的旗號，不斷擠占著底層民眾的自由空間，使全體民眾都陷入一種束手束腳的生存困境當中。

大一統的專制皇權很快被士人們發現了一個天大的漏洞，那就是握有無上權力的皇帝，固然可以在權力的占有上凜然不可侵犯，但對於幅員遼闊的天下來說，不是光有想法就能擺平一切的。作為皇帝本人固然有凡事親力親為的想法，但皇帝畢竟也是肉身凡胎，累了要睡，渴了要喝。權力所及之處，並不是一個人戰鬥就可以擺平一切。這樣一來，皇帝不得不雇傭大批的官僚來為皇權效勞。雖然說伴君如伴虎，可那些身處社會底層的士人們還是不畏官途險惡，前赴後繼。要知道在封建官家社會，能夠成為權力系統內在編的政府官員，不光是士人畢生追求的夢想，也是他們改變生存狀態的唯一出路。

對於士人階層來說，魏晉時期可以說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這一時期，“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的科舉制還沒有隆重登場，士人們也還沒有完全被皇家一網打盡，鎖入權力的牢籠。說到文人的風骨，我們繞不開魏晉時期的著名詩人陶淵明，這是一個讓古今文人都無法回避的人物。因為在中國歷史上，能夠真正像陶老先生一樣做到潔身自好，拒絕權力與仕途的種種誘惑，去“悠然見南山”的士人實在是少得可憐。正因為少得可憐，才越顯得珍貴。

如果一個人生活在漢代，他要想進入權力階層就要通過察舉和征辟制，也就是先通過考察推舉，然後才能任用。而到了魏晉時期就換做九品中正制。既然說到九品中正制，我們就繞不開那個令人熱血沸騰的時代—三國。

三國對於官家定律的形成，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代，準確地說九品中正制的形成，與三國的梟雄人物曹操有很大的關系。在亂糟糟的三國時代究竟是誰在當家？也就是說權力到底是掌握在哪個集團或者什麽人的手裏？答案毋庸置疑當然還是地方士族。

東漢時期的地方士族可以說是真正的牛人世家，他們既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又掌握了勞動力，兩手都很強硬。在東漢時期人口是可以買賣的，也可以當作禮物隨便奉送給別人。據說糜氏嫁給劉備的時候，就陪嫁了四千家丁，可見大戶人家的閨女給的嫁妝也是相當闊綽。由此可見作為政府官員如果不能和地方那些豪族勢力搞好關系，根本無法在地方站穩腳跟。

還有就是東漢的選才制度也將國家權力交到了士族手中，東漢官場選拔後備幹部實行的是孝廉制。意思就是一個人如果人品好、才能高，然後由德高望重的人推薦，他就有資格去做官。這裏就產生了兩點疑問，第一，那些人品好、才能高的孝廉人選是出身在什麽家庭的子弟，答案很明顯還是士族。東漢時期國家並不富裕，農民為了求溫飽忙著與天鬥，哪裏還有精力和時間去讀書呢？相反那些豪族子弟大多數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生來不差錢，他們有的是時間和精力去讀書學習。其二，推薦的人是什麽人，很不幸，推薦的人也是豪族子弟。因為不能隨便什麽人都能去當推薦人，首先他要在地方上有著很高的社會名望。我們無法想象在當時一個整天扛著鋤頭種地，大字不識的農民能有多高的社會威望。通過排除法，我們可以知曉這些有資格去推薦的人還是豪門士族。東漢官家的權力就掌握在這些豪門手中，他們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幹預皇權。雖然說皇權猛於虎，可當他將權力出租給那些雇傭官員的時候，權力也就隨之被分肥。這樣一來，皇帝的權力就受到了嚴重影響。因為皇帝想要拍板一件事的時候，如果官員們覺得皇帝的決定不太靠譜，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那麽這些豪族官員就會毫不猶豫地說不。如果皇帝執意要這麽幹，官員們又覺得堅決不能讓他幹。這時候官員就會拿出一副死諫的架勢，與皇帝死磕到底。

官員這種死磕到底的精神，搞得皇帝也很是頭大，經過幾番博弈，皇帝通常會動搖自己的決心，以做出讓步。如果士族家中有一個當了官，那他後代也極有可能當官，因為中國人的官場講究親疏遠近。官一代、二代、三代，幾代下來，權力系統幾乎都是士族的人在當官了，這也就是在當時會出現了四世三公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埋頭幹活的平民百姓接近權力的概率接近於零，一是他們沒有很好的學習環境，缺乏競爭上崗的資本；二是權力集團無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無人關注，也就無人去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