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涇師之變

德宗時國力之疲敝，首於其財政見之。《舊唐書·盧杞傳》曰：度支使杜佑，計諸道用兵，月費百余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為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為業，有余，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許之。約罷兵後以公錢還。敕既下，京兆尹韋楨，督責頗峻，人有自縊而死者。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萬貫。又以僦櫃納質、《通鑒》胡《注》：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之外，復還子錢，謂之僦櫃。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長安為之罷市。計僦質與借商，才及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紀》在建中三年七月。明年建中四年（783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為一間，分為三等：上等間二千，中等千，下等五百。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為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食貨志》曰：建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桑。自王公至於匹庶，差借其力，得谷、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為非便，皆寢不下。復請行常平稅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除陌錢。案常平之法，事在建中三年九月，見《志》上文及《本紀》。志載贊疏，引古輕重、平準之法以為言。自京城鹽、米，推及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兼置疋段絲麻，貴則下價出賣，賤則加價收糴。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則竹、木、茶、漆之稅，與常平原是一法；而後來除陌之率，亦因此時之商稅而增。《志》雲：時國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隨時而盡，終不能為常平本。然則苛稅之原，由於平準，本意不達，乃由兵事迫之，不可以為贊咎；公田之法，雖有計議，自謂不便，即寢不行；贊固非聚斂之臣也。《德宗紀》：建中元年（780年），戶部計帳，賦入一千三百五萬六千七十貫，鹽利不在此限。大歷末征稅所入，總千二百萬貫，鹽利過半，已見上章第四節。其時鹽利而外，賦入不過六百萬緡，此時已增七百萬，然合鹽利計之，亦當不越二千萬。《新書·食貨志》雲：楊炎作兩稅法，歲斂錢二千五十余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余萬緡，米千六百余萬斛，以供京師，視建中元年（780年），所增又及其半。蓋兩稅之成效？然以供是時之兵費，則固萬無足理。《新書·食貨志》又曰：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台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給。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兵事之廣且久如彼，將士之自利又如此，朝廷袞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度支又安能給之邪？

《新書·陸贄傳》：贄見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而李希烈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幽、燕、恒、魏，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余，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益以襄、鄧虜獲之實，東寇則餉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昔之精騎，上黨、孟津，今之銳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之眾，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今若還李芃河陽，以援東都；使李懷光解襄城之圍，而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太宗列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既自陜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之眾，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廄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苦乏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畿甸者，何以備之？”讀此疏，可見唐兵力之不足。《傳》雲：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可見勢有必至，明者皆能豫燭之，肘腋變生，正不得盡諉諸事勢之艱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