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文學美術

吾嘗言有唐中葉，為風氣轉變之會，今觀於其文學而益信也。言以達意，文以代言，論其用本至此而止，然愛美為人性所同，達意之外，又必加之以修飾，久之遂稍離其真矣。駢文之句調，與口語相去日遠，且以浮辭害意，由此也。丁斯時也，必求所以達意而應事者，於是有筆與文並行。筆於俗字俗語，皆非所禁，似可周於用矣，然其語調之啴緩，造句之整齊，仍與文無異，則仍不足以達意而無憾，必更求所以濟之者。更求所以濟之，似莫如竟用口語，則語體文當興於此時，乃轉以所謂古文者承之，何也？曰：是無足異也。中國疆域廣大，方言錯雜，各率其口之所道者而書之，勢必至於不相通曉。故語言演進之時，必求爾雅。雅者正也，謂於各種語言之中，擇其一以為正而求近之耳。錯雜之語言，何者可以為正？此則視乎事勢之自然，如都會為四方所走集，則其語自成為走集之地通行之語。而非可以人力強定。語言如此，文字亦然。孰最為人所易曉？自莫如眾所共讀之書，於是所謂古文者興矣。古文之興，非以其古，實以其為眾所共喻，而其為眾所共喻，則實以誦讀之者之多。如《莊子》與《孟子》，在其著諸竹帛之時，必同用當時通行之語，然在今日，《孟子》什九為人人所能解，《莊子》則雖費盡箋注家之力，仍有其不易明之處，即其顯證。然則古文即紙上之通行語也。難者必曰：徑用口語，豈不更便？殊不知口語在口中雖通行，在紙上實多寫不出者。強取同音之字寫之，不徒異方之人不能知，即當地人亦多讀之而不能解也。今日之語體文，實無一地方之語言，與之密合者，亦逐漸發展而成之紙上語，非真口語也。然則所謂古文者，原欲取眾所共喻之語，以達己意，非如小兒學語然，但搬弄他人之言語，而與己意無涉也。然如蘇綽之作《大誥》，則所走者正是此路，宜其仍不能通，而必有待於新派之興。此新派者，必取眾所共喻之稱名，眾所同用之文法，以達己意而後可。則必至唐中葉之韓愈輩，而後足以當之矣。故愈之自道曰：“惟古於辭必己出。”《舊書·愈傳》曰：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新書·文藝傳》，亦謂李觀屬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也。

《新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余風，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謂王勃、楊炯。《勃傳》曰：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為四傑。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張說封燕國公，蘇颋封許國公。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趙甌北《廿二史劄記》曰：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不然。《舊書·愈傳》：大歷、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鉆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馀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尚行於世，已變駢體為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又如《陸宣公奏議》，雖亦不脫駢偶之習，而指切事情，纖微畢到，其氣又渾灝流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豈可以駢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開風氣者矣。此說殊非是。獨孤及之文，乃後人所謂澀體。雖異時趨，仍難達意。致弊之原，實由過求形似，與蘇綽等同病。趙氏於未能別開生面一語，視之甚輕，而不知其未能大成，實由於此。至謂愈之前早有開風氣者，則凡事皆然。所謂某為大家，某為大轉變之時，原不過舉其最著名之人，及其最昌盛之時言之。焉得無為之先驅者邪？矯時弊與自有所成，自系兩事。《舊書·文苑傳》曰：富嘉謨與吳少微友善。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辭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此亦排斥浮艷者，可謂能為古文邪？以陸贄之奏議，與韓愈之文相提並論，尤為擬不於倫。贄之文，乃前此之筆之變。《新書·畢構傳》曰：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當時表章，皆須誦讀。誦讀之文，以句不甚長，又頗齊整為便，此亦駢文興起之一因。駢文多四字句，筆亦然，而四字六字相間，誦讀尤較純四字句為便，此又魏、晉、南北朝之駢文，所以變為唐、宋之四六。唐初四傑之文，即已如此矣。贊之文，乃筆之變而不用辭藻者；末造之三十六體，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皆第十六。則其好用辭藻者耳。筆而好用辭藻，則亦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