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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伊藤博文是宮內卿，還沒有組閣。相當於總理的是太政大臣，由公爵三條實美擔任。但是，真正的實權者是伊藤，這是人人皆知的。

廢除太政官制是在當年的十二月，同時組成了第一屆內閣。被任命為第一任總理大臣的，自然就是伊藤博文。

日本派出最高實權者伊藤博文，清廷也以最高實權者李鴻章相迎。談判在直隸總督所在地天津舉行。

駐中國的日本公使榎本武揚自然要擔當伊藤、西鄉兩代表的助手。這時期，日本國內的領導集團分為軟、硬兩派。伊藤博文、井上馨近於和平派，黑田清隆最為強硬，駐北京的榎本武揚也屬於強硬派。

輔佐清方首席代表李鴻章的是吳大瀓和續昌兩人。袁世凱在家悄悄地等待著“飛電”——他認為會委任他為談判委員，讓他參加會談的電報很快就能飛來。但是，李鴻章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袁世凱不拋頭露面為好，因為日本方面的怨氣正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駐日本的中國公使徐承祖在密電中也提到：“日廷擬請懲辦駐韓諸華將。”

這封電報報告了東京的政治空氣。日本代表團怒氣沖沖地來到中國，如果把指揮“諸華將”的袁世凱擺在談判桌上，只會是火上澆油。

袁世凱在項城等了又等，始終沒有“飛電”傳來。

“即使我不去，那批材料也肯定會派上用場。”他只好以此來自我安慰。

在天津的談判，自4月3日起，到16日止，進行了六次，總算達成協議，在18日舉行簽字儀式。這就是中日《天津條約》。內容只有三條：

一、在四個月內，兩國撤走駐朝軍隊。

二、兩國撤兵後，不派遣訓練朝鮮士兵之教官。勸告朝鮮國王委托兩國以外之外國教官。

三、將來如發生重大事件，兩國向朝鮮派兵時，應先互行文知照。

終於未觸及“甲申政變”的責任問題。清廷諸將，特別是袁世凱的處罰問題，被李鴻章頂回了。李鴻章手裏有袁世凱提供的大量材料，有吳大瀓的查辦報告，日本方面強調處罰和賠償，他就用“並無確證”予以駁斥。但是，又怕日本輿論界找麻煩，便口頭約定：“如有確證，將以清廷所訂之軍法懲處違犯者。”

中日《天津條約》簽訂後，果然日本輿論界大嘩，說什麽“這不能不說是我國的屈辱”，等等。

伊藤博文以《敕諭》警告國民不要采取過激手段。

激憤的不只是日本方面，從朝鮮撤兵，意味著清政府對朝鮮宗主權的喪失，李鴻章雖然避免了袁世凱等人的處罰，卻放棄了宗主權，應該說是得不償失。

袁世凱在項城得知中日《天津條約》的內容後，一拳砸在桌上，打翻了茶碗，摔得粉碎。

“怎麽能撤軍！”

當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回鄉以來，他一直控制飲酒。從朝鮮歸國時，在“超勇號”上，他曾與提督丁汝昌痛飲，此後便沒有喝醉過，過年時都是適可而止。因為他熱切地盼望著：“飛電”一來，就立刻登上重要舞台。

中日《天津條約》締結後，又過了一陣，終於來了電報。但是，這時袁世凱的心情低落極了，電報是探問的語氣：“能否歸任朝鮮？”

“因病不能成行！”袁世凱復電。

“病者豈非令堂？”又來了一封稀裏糊塗的電報。

“母子俱病。”袁世凱回答。

盡管如此，電報還是雨點兒般飛到項城。

“病勢如何？”

“一時難愈！”袁世凱復電。

“礙難照準。”

袁世凱笑了，打電報說：“唐紹儀頗勝任，彼有不足乎？”

在這種電報遊戲的過程中，袁世凱心裏的疑雲漸漸消失了，他知道自己並沒被忘卻，心裏熱乎乎的。其實，這是李鴻章的一種手法，他為了收攏人心，故意作態，終於把年輕的袁世凱折服了。

正當盛夏時節，來了一封電報：“火速來天津！”

簡直是不容分說，同前些時候相比，沒有一點兒扯淡的味道。而且，是以李鴻章個人的名義發來的。

袁世凱輕輕嘆了一口氣：“這回該輪到我出場了。”

他自鳴得意，著手準備行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