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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來說，朝鮮不是純粹的外國，所以不用“公使”這一名稱，但實質上這卻仍然是公使的人選。當時，“大使”這一名稱只用於大國與大國之間互相派遣的全權官員身上。由於清政府不是國際政治上的大國，即不是列強，所以駐外負責人均用公使之名。等級是二品或三品，相當於道員、省布政使、內閣各部次官。

袁世凱不是科舉出身，推薦他時，李鴻章耍了一些花樣。他不但說袁世凱“膽略兼優，能識大體”，還說是朝鮮國王李熙曾要求派遣“熟諳朝鮮國俗，時務練達的袁舍人”。

李鴻章起用袁世凱的奏折是九月二十一日呈遞的，在袁世凱向他匯報的三天後。

兩天後，九月二十三日，朝廷發出上諭：“以道員升用，並賞加三品銜。”

道是僅次於省的大行政區，台灣由福建管轄時是台灣道，其長官是道員。道員實際是正四品官，所以這是特意給袁世凱的待遇。一年前，徐承祖受命任駐日公使時也是以道員任用的。以前袁世凱駐在朝鮮時以同知被任用，只相當於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

漢城的公署也被改組。以前稱商務公署，帶有總領事館的性質，這次擴大為公使館規模，袁世凱的正式職銜是“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

陳樹棠在任時只辦理商務，現在增加了“交涉”。

“交涉”就是“外交”，因為清政府把朝鮮視為屬國，總避開“外交”一詞。陳樹棠當時被稱為“總辦”，而袁世凱則稱為“總理”了。

公署人員，在陳總辦時代是十二人，袁世凱赴任後增為二十二人，增加將近一倍。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夕，增加到五十四人。上記數字自然不包括仁川、釜山等分署的人員。

十月七日袁世凱偕同李蔭梧、姚文藻等人踏上赴朝鮮的旅途。李是仁川的負責人，姚是釜山的負責人。

袁世凱之下有兩名隨員，即譚賡堯和張承濤。英文翻譯是唐紹儀，日文翻譯是張光甫，朝鮮通事是金大用等人。後來的大人物唐紹儀的身份顯得很低，但薪金上，因為是英文翻譯，給了一百二十兩。而隨員譚、張才八十兩，相比之下他的待遇很高。日文翻譯張光甫僅三十兩，顯然唐紹儀在當時已經被重視。日文翻譯的三十兩比起朝鮮通事的十五兩來，還多一倍。至於仁川和釜山的分署負責人，則都是二百兩。

可以想象出袁世凱那副得意揚揚的樣子。剛滿二十六歲，竟然把堂堂進士出身，年已五十的吳大瀓擊敗，弄到了駐朝鮮公使的位置。他搖晃著膀子在仁川登陸，是很自然的了。袁世凱謁見朝鮮國王是陰歷十月十五日，陽歷11月21日，星期六。

“不管怎麽說，沒有軍隊……”

李熙的口氣是把一切簡單地歸結為武力。他辯解，有時不聽從清政府，是因為它撤退了駐防軍。

“如能派來大軍，我們將只依賴上國。”李熙說道。

朝鮮國王向袁世凱請求出兵，似乎是件怪事，其實，他的發言不是他個人的意思，一定有閔妃的主意起作用。

朝鮮國作為一個國家，要求獨立的意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這也是多年的夙願。但是，在獨立以前，各派勢力之爭相當激烈。閔妃一族的事大黨，必須全力對付以日本為背景的開化黨，因此就需要清政府的武力。然而，由於釋放大院君歸國，加深了閔妃一派的抱怨情緒，認為“清政府是依靠不得的”。不依賴清政府，就得把“保險”放在別國，自然要與俄國聯系。但是，清政府對朝鮮同俄國交往一事，又極其敏感。

朝鮮國王還通過李鴻章不斷向清廷提出“奏咨”，請求“遣兵駐防”。

清政府同日本之間締結過中日《天津條約》，出兵朝鮮時必須通告日本，恐怕日本也要派出相同數目的軍隊。所以，不是萬不得已，清政府不能出兵。

“因為同日本有條約，不能常駐大軍，但仁川有清艦數艘，一旦有事，會做出反應的。”袁世凱這樣回答了朝鮮國王。

謁見國王之前，袁世凱總算完成了李鴻章交給他的一件事，就是把穆麟德弄回中國。穆麟德被解雇後，仍留在朝鮮。當然，作為個人，僑居朝鮮與否是自由的。可是，他留在朝鮮一天，就會在朝鮮與俄國之間周旋一天。他了解朝鮮內情，也深知清廷內幕，讓他留在朝鮮是危險的。

到達仁川後，袁世凱同穆麟德會面，極力說服他。

“你是學者，不應該在國際政局上搞幕後活動，聽說你正收集滿洲文獻，這對於你倒很適合。中堂說，如果你繼續搞滿洲文獻的收集和研究，他盡量幫助你，你以為如何？”

穆麟德似乎動了心。

朝鮮經濟已經到如此地步，作為財政顧問，穆麟德的業績應該打負分。另外，把俄國拉進朝鮮來，恐怕是德國政府的指示，他本人也並不十分積極。數年前，德、奧、俄搞了個三帝國同盟。在侵略朝鮮方面落後了一步的德國之所以要把俄國拉進來，不外是為了牽制中、日兩國或英、美、法諸國。如今俄國公使已派到朝鮮，穆麟德的活動將受到限制。難道就這樣了此一生嗎？穆麟德正不知所措。假如研究滿洲文獻，作為歐洲人，他是第一流的。為了留名後世，與其充當外國公使的顧問角色，不如從事自己所喜愛的研究，何況後援又是極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