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防谷令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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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借款條件對朝鮮政府頗為有利：年息六厘，以仁川海關收入作抵，分十八年償還。

第一次借款契約於1892年10月9日簽訂。朝鮮方面簽字的是轉運漕米禦史總務官鄭秉夏，清廷方面采取了民間貸款的形式，以同順泰行主譚以時這個富商的名義簽字。金額為十萬兩。

十萬兩，簡直是杯水車薪。償還了從美亞商會借來的高利借款之後，朝鮮政府手裏便一分不剩了。

低息這一點也頗有吸引力，為了不讓清廷的宗主權在朝鮮顯形，朝鮮政府一直堅持著不向清廷借款，可是，一旦借開了頭，就像破了長年煙戒，一支接一支地吸起來。想把向日本、美國商人借的高利借款，改換成清廷的低利借款，也是合乎情理的。兩個月後，第二次借款談妥，也是十萬兩，抵押了釜山的海關收入。

第二次借款附帶了一項條件，華商因之獲得每年十萬石的漕米運輸權十五年。以往，朝鮮內河的米谷運輸，統由兩艘日本籍汽船承攬，袁世凱奪了他們的生意，事情不算大，但也是中、日兩國之間對立的一個因素。

還有防谷令的問題，比漕米運輸權更為重要。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日本各地發生災荒，福岡、和歌山、奈良、愛知各縣大水，熊本地震。日本苦於糧食不足，便從最近的鄰國朝鮮大量購買米谷和大豆。金錢發揮了巨大作用，糧食大量輸入日本，朝鮮卻出現糧食短缺的現象。

從朝鮮輸入糧食，由十三年前締結的《日朝友好條約》規定為免稅貿易，所以歷年都數量很大。這個條約，是以日本武力為背景，訂於江華島，因此也叫《江華條約》。當時的日本，與歐美各國訂立了不平等條約，國民引以為恥，呼籲修正。可是，日本政府與朝鮮簽訂的條約，更加不平等。例如：免稅貿易等條款，含有歐美與日本的條約中見不到的苛刻內容。依據這些條款，朝鮮本國的產業被置於毫無保護的境況中。

因勞動力價格低廉，朝鮮的谷物很便宜。日本商人收購賤谷，運回日本，由於沒有關稅，只需在原價之上再加上運費就行了，確實是有利可圖。看中這個生意的日本商人年復一年地增加，他們之間也展開了競爭。他們用很少的預付金收買青苗，也就是作為高利貸商業資本家來剝削朝鮮農民。叫苦的不僅僅是農民。日本商人的收購，使朝鮮谷類價格上漲，但是按日本的谷價，還是便宜的。朝鮮民眾賴以生存的谷物猛烈漲價，引起社會不安。

在這種狀況下，又趕上日本各地發生饑饉，於是，谷物收購簡直像暴風雨一般襲來。而這一年，朝鮮的農業收成也欠佳。

日朝《通商章程》預見到這種事態的發生，在第三十七條寫了禁止谷物輸出的規定。朝鮮政府禁止輸出時，須在一個月以前通告日本。

按照朝鮮的內政常規，禁止糧食流動的權力由地方長官掌握。朝鮮的行政區劃，最大的是道，下面是府、縣。道的長官為監司，府為府伯，縣為縣令。

鹹鏡道歉收，道監司趙秉式下令，自陰歷十月一日（陽歷10月24日）起，一年內禁止糧、豆輸出。他根據日朝《通商章程》的規定，在實施前一個月的陰歷九月一日（陽歷9月25日），做了“關文”，即條約中規定的事先通告。

這就是“防谷令”。

然而，衙門辦事拖拉，對公文的日期不以為然，趙秉式的關文到達外署（朝鮮外交部）時，已是兩周以後了。及至外署通知日本政府，剩下便不足半個月。日本代理公使近藤真鋤接到通告是在陰歷九月十七日（陽歷10月11日）。

趙秉式從陰歷十月一日起實施了防谷令，遭到日本政府的指責。章程第三十七條明文規定，遇有天災、大歉收，可以禁止輸出。日本政府強調，鹹鏡道沒有發生災荒，而且預告日期還不足規定的一半兒。不過，日本政府把重點放在發布防谷令根據不足上，向朝鮮政府提出抗議。

根據日朝《通商章程》，防谷令應由朝鮮方面“通告”日本，並未特別規定需要日本同意。近藤代理公使對章程做了擴大解釋，認為類似這種重大事情，需要兩國協議。日本方面要求取消防谷令，處分趙秉式。

朝鮮政府終於屈服，轉年年初便撤消防谷令，將趙秉式調為江原道監司。

然而，日本政府並不就此罷休，竟強迫朝鮮政府賠償日本商人這一期間所蒙受的損失。原來是僑居的日本商人向公使館請願，日本外交部派來石井菊次郎和松井慶四郎到元山，調查實況，交涉賠款。

日本提出的賠償額為日幣十四萬七千余元，朝鮮方面表示願意承認六萬余元。日本公使是梶山鼎介，朝鮮外署督辦是閔種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