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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暴動，在朝鮮被稱作“民亂”。

村民遇到差役蠻不講理時，便一起湧向郡廳去告狀。這時需要有呈狀。上面第一個簽名的人叫“狀頭”。這樣的民亂，大都在郡裏處理解決，幾乎沒有橫向聯系。因為是直接告狀，提出來的都是些具體事項，一般只限於當地的問題。就是說，是地面上生出來的菜，觸及不到根上。

這裏用了“蠻不講理”一詞，按說並不嚴重。在當時的朝鮮，官吏搞些歪門邪道，以肥私囊，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完全沒有貪汙瀆職行為的官吏，怕是難以找到。如果僅是一般的勒索，只當是應該如此，人們也就容忍不究了。至於說到蠻不講理，那就是達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朝鮮八道中，西南部的全羅道土地肥沃，素有谷倉之稱。李朝政府任用官員，是門閥主義，所以，權貴出身的人就能當這裏的長官。肥沃地方的長官比其他地方收入多得多。所謂收入，當然不是指從政府領來的薪金，而是從當地勒索的錢財。不論手腕多麽高明，沒有油水的地方是榨不出油水來的。因此，在全羅道，多次爆發民亂或接近爆發狀態。

全羅道的長官——觀察使，名叫李耕植。直接敲詐人民的，是比他再低些的下級官吏，比如道下面的郡守等。他們多是豪門出身，依仗權勢，肆無忌憚地敲詐勒索。即使發生民亂，只要同漢城宮廷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就不怕獲罪丟官。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勒索，庶民階層怎能受得了。雖然在全羅道接連不斷地發生民亂，但都是孤立的，缺乏橫向聯系。1893年末，全羅道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相繼發生起義。

古阜郡的民亂，是集中了很多矛盾才發生的。

首先，再次征收“量余不足米”，激怒了農民。農民用收獲的米谷支付租稅。官員征稅時，兵卒排列兩旁，巧立“鼠縮”“幹縮”等名目，比規定多收米谷。所謂“鼠縮”，是指征收後被老鼠損耗；所謂“幹縮”，是指幹燥後重量損耗。把這些損耗估算征收，每石要多征四至五鬥，即使算上鼠害和幹燥的損耗，也絕對不至於四五成之多，顯然這是官吏們從中揩油勒索。運出時當地差役要克扣，運輸中押運兵丁要揩油，入庫時庫吏也要抽頭。他們用削尖了的竹筒插進米袋裏，簡便地撈取外快。這些小來小去的勒索還是下級差役們幹的，至於上層官員，那就要幹大一點兒的了。他們成袋成袋地拿走，因此，入到官庫裏的米谷大量缺數。盡管已經多征收了四五成，仍然要比規定的數量短缺，這就叫“量余不足米”。

古阜郡守趙秉甲向農民征收這批“量余不足米”，實在太不像話了。農民們已經繳納了官吏們侵吞的米，這一回又要交納官吏們侵吞過頭的米，不論多麽溫順的農民，對此也要怒不可遏。

其次，是水利稅。古阜郡北部修建了一條灌溉水渠，全是征集民夫修建的。竣工之後，趙秉甲卻決定向農民征收使用稅。為修渠流過汗水的農民們忍無可忍了。

柴草稅也激怒了農民們。官員說：不能收獲糧食的荒地，總能收割一些作為燃料用的枯草，要課征柴草稅。此外，還有一些蠻不講理的事情。

為什麽趙秉甲敢公然幹出這樣缺乏常識的事？因為他非常自信。像他這樣豪門出身的人，確信絕不會因為一點點小事而失掉官職，什麽樣的民亂都不足懼。

農民們憤怒了，以全彰赫、金道三、鄭一瑞三人為狀頭，向郡廳投了狀子。郡守將三人逮捕下獄，並向全羅道衙門報告了情況。報告中說，不逞之徒煽動農民作亂。這時，道的觀察使換為金文鉉，他完全相信了郡守的報告。也許他相信的不是報告，而是郡守的門閥。後來，全彰赫受刑過重，死在獄中。

全州民亂的原因是“均稅”。遇到旱災，土地所有者繳納不起國稅而逃亡他鄉，其土地被作為“均田”。土地所有者不在，這塊土地便從征稅簿中勾銷，讓農民重新開墾，征繳租稅。均田是國有地，均田的佃戶向國家交納地租。

負責辦理均田事務的均田使名叫金昌錫，他勸一般的土地所有者說：“順便也把你的土地當成均田辦了吧，那樣對你有好處！”

土地所有者要依照土地面積多少交納租稅，倘若辦了均田，只向國家交納地租就完了。因為是新墾荒地，地租也不會太多，所以這麽辦是有利的。受騙的是一些自耕農，他們把土地辦了均田，確實省掉了土地稅，但是，征收的地租卻多得多。這真是豈有此理！

人們成群結伴地直接上訴，可是，這也被視為民亂，申訴全被駁回。

益山民亂的原因是“吏逋”。吏逋，是指官吏侵吞租稅。歷代小吏為了貪汙勒索，在賬簿上把實際已經征收的租寫成“未收”。這樣積累了多年之後，益山郡“未收”租稅竟達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