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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這時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縣有朋則是軍界的元老。

“兩個老糊塗。”少壯派官僚們這麽稱呼伊藤和山縣，盡可能蒙混他們。像“一個旅團”之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豬一郎的《蘇峰自傳》裏有這麽一段：

甲午戰爭不是老一輩人發動的，而是年輕人掀起的。在內地是川上（操六參謀次長），在北京是小村（壽太郎公使）。而陸奧（宗光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時機，巧妙地操縱了伊藤、山縣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憶錄中，也有可以證實這些情況的敘述。

德富蘇峰（即德富豬一郎）說是年輕人“操縱”了大人物，其實，用“蒙混”之類的說法似乎更恰當些。派遣兵員巧妙地蒙混過去了，但是，要長期蒙混下去卻非常困難。於是，想出了一個使老糊塗們無法插嘴的方法。

這就是設置大本營。

6月5日，在參謀本部內設置了大本營。關於往朝鮮派遣混成旅團的事，也獲得天皇批準。

動員及各種計劃，均屬“統帥事項”，由大本營直接決定，雖內閣總理大臣也無權過問。這樣，伊藤首相在戰爭部署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說，應當依據《戰時大本營條例》，在宣戰之後才能設置大本營。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還沒有宣戰，所以，這時設置大本營應該說是違法的，但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明知這是一種違法勾當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將等，也就是強行設置大本營的少數幾個人。

設置大本營兩天後，6月7日，陸軍省和海軍省禁止報紙、雜志報道軍機。

根據新聞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凡涉及當前軍隊行動以及軍事機密、軍事戰略相關事宜，報紙、雜志禁止登載。

陸軍大臣伯爵 大山巖

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七日

海軍省只是在陸軍省禁令中的“軍隊”二字之上加了“軍艦”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當時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與大山巖一樣，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設置了臨時陸軍中央金櫃部：“戰時或臨事變之際設於東京，掌管臨時陸軍經費之收支及決算報告事宜。”明文規定這是一個完全獨立於司法、立法部門的戰費財政部，可以借機密之名，自由地動用巨款。

於是，軍費鎖在密室裏，報道以所謂“大本營發表”的形式壟斷。6月9日，各報館刊登了同一條消息：

鑒於朝鮮國內，內亂頻仍，其勢日益猖獗，該國政府又處於無力鎮壓情況之下，為保護在該國之我國公使館、領事館及國民，特派軍前往。

不久前，中國政府已照會我國政府出兵朝鮮國，據此，我國政府亦如前約，出兵赴韓，並將此意立即電告中國政府。

大鳥圭介從東京出發的日子，正是設置大本營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鳥公使出發之際訓示：“你到了那裏，同那個年輕人——袁世凱好好研究一下，盡可能穩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凱一說，他就會明白，因為他的後面還有李伯（李鴻章）在。我也馬上同李伯聯系！”

但是，大鳥去陸奧外相那裏，陸奧卻說：“不管怎樣，我得先說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場。這就是，嗯，所謂開場白吧！”

這不是一句直截了當的話。大鳥立刻覺察出，他的話同首相的訓示有些微妙差別。

“關於朝鮮的事，”陸奧外相繼續說道，“比起任何國家來，日本帝國都應當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達不到這個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於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猶豫地破壞和平。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都由作為外交大臣的我來負責。”

“我明白了。”大鳥答道。

“不必擔心幹過了頭，明白我的意思吧？看準時機，堅決幹它一場！”

陸奧外相似乎想確認對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詳了一陣大鳥的臉色。

陸奧的《蹇蹇錄》中有一段關於大鳥出發前的記述：

我在大鳥公使將要從東京出發時，詳盡地給了他幾條訓令。其中，關於今後朝鮮的局勢問題，我告訴他：除非萬不得已，應以和平手段結束事態為第一要義。不過，當前的形勢已非常緊迫，倘若時局遽變，無暇向本國政府請示，則允許該公使適當考慮，臨機應變。上述訓令似有表裏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勢之下，對派駐外國之使臣給予非常之權力，亦實屬不得已也。

從字面上看，陸奧確實做了“表裏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為置重點於和平手段。《蹇蹇錄》中引用外交機密文件甚多，這些文件最初雖不會公之於世，但遲早要被世人所知曉，他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做出原則性很強的樣子。

實際上，他的訓令正相反，果斷措施遠比和平手段受重視。從當時在座的外務次官林董的回憶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陸奧外相的訓令就差沒說出：一定要執行開戰的方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