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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硬派也不得不承認，絞盡腦汁，終無良策，只是白白花費了許多時間。宮廷的空氣終於也逐步變為“割地難免”。

等待是李鴻章的手法之一。

李鴻章首先提出決不割地的主張，是為自己將來的處境預先做安排。正因為如此慎重，他才能長期穩坐在權力寶座上。

不十分了解清朝的政治結構，就會覺得這時還抱著強硬論的李鴻章“有點兒古怪”，“是井底之蛙”，“簡直不諳世事”。連美國公使田貝在給本國總統的秘密報告中也激烈地抨擊：“李鴻章的名聲完全是一種誤傳，他的左右盡是些寄生蟲，其政治見解不足取。”

當然，李鴻章的實際才幹也許不如名聲那麽高，但若說徒具虛名，恐怕也不符合事實。

李鴻章玩弄了一番被外國人誤解的手法之後，於3月2日第一次上奏，指出割讓領土已成不可避免之勢。

戎狄窺邊，古所恒有。唐棄河湟之地，而無損憲武之中興；宋有遼夏之侵，而不失仁英之全盛。

李鴻章引證歷史事實，說明割讓領土並不意味著亡國。

唐在“安史之亂”以後，被吐蕃奪去河湟之地，即今甘肅省西部。吐蕃吞並敦煌是781年，被張義潮奪回是850年，大約失掉了七十年。這一時期，自憲宗至武宗（806年—846年），唐從安史之亂的荒廢中重新崛起，形成“中興”的強盛時代。北宋時期，遼和西夏入侵宋域，宋王朝丟失了領土，但從仁宗到英宗（1023年—1067年）卻是後世所歌頌的全盛時代。

李鴻章又引證了近代歐洲歷史。普魯士和法蘭西兩國之間屢次發生戰爭，勝敗的結果總是要割讓領土，但一方勝了不久，就又被另一方打敗，如此反復。他說：“但圖自強之計，原不嫌暫屈以求伸。”

為擺脫現在的困境，只有答應割地的要求，這是研究了一切方法之後的結論。

3月3日，紫禁城內，軍機大臣們齊集開會，身體欠安的西太後也露了面。割地之事，必須得到最高權力者西太後的批準。首席軍機大臣是恭親王，此外還有禮親王、孫毓汶、翁同龢、李鴻藻、徐用儀、剛毅等人。

3月4日，李鴻章被召進紫禁城。這次只有他一人，正式向西太後和光緒帝請示禦旨，其他軍機大臣都沒有參加。

李鴻章3月5日起身，3月7日回到天津，便立刻著手媾和使團的人選。基本方案他心裏早就擬好了。他給離得較遠的馬建忠發了電報。

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時，馬建忠依照李鴻章的命令，逮捕大院君，把他押送到中國。雖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但追尋這次中日戰爭的根源，卻在於此。他對事情的經過知道得最詳，而且在中法戰爭媾和時曾當過李鴻章的助手。馬建忠留學法國，專攻法律，在巴黎取得律師資格。為鴉片稅收事，同印度的英國總督交涉過。在朝鮮，同外國使團周旋。他的國際外交經驗豐富，李鴻章認為必須把這樣的人選進來。

帶兒子李經方前去，也不是假公濟私。李經方曾任駐日公使，精通日語，在日本政界熟人頗多，明白對日事務。不論誰來組團，都會把他列為成員。他當過公使，品級也高，所以這次安排他當參議，是事實上的副全權大臣。

長期在李鴻章身邊充任幕僚長的羅豐祿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比起才能和見識來，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地處理細微的雜務，既得體又熱心。不通過羅豐祿，誰也見不到李鴻章。以前孫文會晤李鴻章，就是由王韜懇求羅豐祿辦的。這次他以參贊的身份參加。

馬建忠之外，伍廷芳、徐壽朋、於式枚等人為主要成員。

李鴻章私下依賴的是顧問科士達。他當過美國國務卿，而這次媾和的背景裏有美國的影子，所以他是個重要的人物。李鴻章知道自己必須去日本媾和之後，立刻派兒子李經方去上海同科士達聯系。

加上醫官林聯輝、翻譯盧永銘和羅庚齡等，正式隨員是三十三名，此外還有雜役、廚師、仆從等三十八人。

日本指定的會談地點是馬關（下關）。3月14日，清政府代表團分乘德籍商船“公義號”和“禮裕號”從天津出發。

在兩國之間聯系的，是美國駐北京和東京的公使。

陸奧外相這時在東京。歐洲諸國的動向極其微妙，為收集更多、更準確的情報，大本營所在的廣島不如各國公使聚集的東京。

陸奧從駐日美國公使那裏接到李鴻章啟程的通知後，即刻從東京去廣島。在大本營，伊藤首相和陸奧外相又一次接受全權辦理大臣的詔命。

陸奧乘3月17日的夜車去下關，伊藤從宇品港乘船於19日到達下關。

載著清政府代表團的、掛著黃龍旗的兩艘德籍商船，幾乎與伊藤首相同時到達下關。日本的“太湖號”領航進港，但使節上岸是在第二天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