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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李鴻章又向總理衙門請示，可否在伊藤提出的修正案上簽字蓋章。

日方向中方代表施加壓力：如果和談趨於破裂，停戰協議就自動失效，戰局重開。

4月14日，星期日，中方代表沒有休息。四天的期限，明天截止。李鴻章給天津海關的道員盛宣懷發了一封電報。往常李鴻章從下關往本國發電報都是給總理衙門，這次致電海關道員，是答復三天前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以示繼續聯系。至於盛宣懷，是李鴻章的得力部下。當李鴻章在天津時，盛宣懷幾乎就是北洋派支撐門戶的元老。電文的全文如下：

伊藤兩次哀的美敦書，雲無可商。現約明日會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爾，以後看各國辦法。朝鮮準自主，商令兩國勿幹預內治，伊不允，非據而何？

他似乎把憤怒都傾瀉在電報中了。

北京也無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翁同龢的日記中，14日這天寫道：“不欲記，不忍記也。”當然是指下關來電的絕望情況。

4月15日的會談預定在下午四點開始，14日夜裏和15日午後，北京以皇帝名義先後兩次向下關發來準予簽約的電報，大概是怕誤事，發生不虞，所以才反復發電報——

李鴻章十九日三電均悉。十八日所諭各節，原冀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無可商改，即遵前旨與之定約。欽此。

李鴻章於陰歷三月十九日（陽歷4月13日）發了三封電報。據說，中方代表團在下關期間花了一萬五千元的電報費。

“若不如此，北京恐將不保。”這句話把宮廷的強硬派也都嚇得不作聲了。究竟誰來保衛北京呢？只憑悲憤慷慨是不能阻止敵兵入侵的，強硬派的本質早已從吳大瀓的戰敗中暴露無遺。

李鴻章在赴日和談之前，曾拜會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提出：“如談判破裂，請立刻將主上遷至西安，一定把主戰派留在北京，讓他們同日軍作戰。這件事可在眾人面前提議，主戰派逃離北京者，一律問斬。”

於是，在重臣會議上，恭親王說，假如議和破裂，主戰派大臣都應以紫禁城為據點，血戰到底。說也奇怪，自從恭親王說了這話之後，主戰派的調子確實不那麽高了。

當然，這樣做是為了給媾和簽約鋪平道路。李鴻章和恭親王的互相配合，在宮廷裏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清政府代表團的氣氛比當初緩和多了。李鴻章遭暴徒狙擊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對代表團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慰問品源源不斷地送來，其中有皇後親自制作的繃帶。下關西部的漁民送來玻璃魚缸，裏面裝著七十多條活魚。甚至有些日本人還做出贖罪舉動。

當然，說穿了，這並不是惋惜李鴻章的遇難，而是行刺事件使日本受到世界各國的譴責，他們害怕對媾和不利。對此，陸奧在他的《蹇蹇錄》中也有所記載。

清政府代表團近來感到日本人的敵意緩和了，心理上的壓力減輕了許多。而且，國內對於代表團據理力爭的情況也有所了解。過去指責李鴻章是賣國賊的罵聲，由於李鴻章的遇刺而逐漸消斂。強硬派的攻擊之詞喪失了說服力。

接到皇上批準簽約的電報，住在引接寺的清政府代表團成員們頓時都如釋重負，若不是因為處理戰敗媾和，必須謹慎從事，真想舉杯慶賀一下。

“簽了條約……就馬上……回國！”李鴻章把電文放回桌上，摘下眼鏡，斷斷續續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