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地理環境因素與漢末三國歷史進程

作者：馬強，陜西理工學院文化傳播系副教授

漢末三國處於秦漢統一向魏晉南北朝分裂戰亂的過渡期。東漢王朝在著名的黃巾農民大起義中開始走向瓦解，歷史進人群雄角逐、割據鼎立的三國時代。關於東漢王朝的滅亡、三國局面的形成、對峙、終結原因及其三國政治軍事的成敗，多年來學術界已從政治、經濟、思想、軍事諸多方面多有討論，給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歷史活動都是發生在特定時期、特定地理環境和生態背景之下的，漢末三國歷史也不例外。本文從歷史地理角度對東漢的滅亡與三國時期的軍事戰爭、民間宗教試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災害與東漢王朝的危機

根據著名物候學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國古代氣候變遷波動狀況，東漢三國處於三代以來第二個氣候大波動期。東漢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態突變現象是自然災害頻繁發生；與此同時，東漢也是歷史上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階段，地震、風災、雪災、蝗災記載異常增多。東漢恒、靈以後，異常地理現象突出，瘟疫頻繁流行，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給本就盛行徽緯迷信的東漢社會帶來日益嚴重的心理恐慌。黃巾農民暴動恰好利用自然災害與社會恐慌乘機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導致黃巾民亂的導火線。

瘟疫雖主要作用於人體，為人群流行性強、社會危害性大的傳染性疾病，實際上也是人地關系中生態失衡所致，與氣候、水災、早災等生態變異背景有密切聯系。漢末人們對此已有所認識。曹植《說疫氣》即明確說流疫發生是因為“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因而也屬於自然災害範圍。史載，漢順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氣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師大疾疫，……九江、廬江大疫”；漢靈帝位在位期間先後發生五次大範圍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間，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後果十分悲慘，如曹植《說疫氣》中所描繪的慘狀:“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黃巾以太平道秘密結眾，即以救治疾病為號召。《三國志》卷八注引《典略》說:張角太平道“師持九節仗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欽之，得病則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而張魯在漢中施行五鬥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靜室，使病人處其中思其過”。漢末，成都平原也曾爆發瘟疫流行，天師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開來。東晉葛洪《神仙傳》說張道陵於蜀中創天師道原因也是所謂“先是蜀中魔鬼數萬，白晝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張道陵入蜀後厲行法術，驅散群魔，“於是幽冥異域，人鬼殊途”。拋開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師道在蜀中借治病傳道的事實。正是在這疾疫異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熱的大背景下，張角等長期借治病驅魔為名在民間秘密組織結眾，最後終於打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幟，於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釀成了黃巾起義這場席卷全國的民眾暴動風暴，從而也敲響了東漢王朝覆滅的喪鐘。

二、地理環境與三國政治割據概說

地理環境在中國古代政治、軍事格局形成中所起作用問題，已經開始引起歷史學、古代文學及經濟史學界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和重視。地理環境包括自然生態環境與人文地理環境兩個層面。其中區域自然地貌、地形因素及其區域社會心理及民眾性格等對以戰爭為先導的古代歷史進程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意義。地理環境因素對三國軍事戰爭的制約以及政治對峙制衡的作用就表現得十分突出。黃巾起義，群雄並起而兼並爭戰，赤壁之戰與定軍山之戰後很快出現魏、蜀、吳三個割據政權鼎立局面，實際上正是東漢中期以來中原、巴蜀、荊揚三大自然地理與文化區域的分異在軍事戰略地圖上的體現。黃河流域、長江上遊和長江中下遊地區分別為曹操、劉備、孫權集團所控制，歷史進人了著名的三國時代。三國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漢末各軍閥政治軍事力量較量平衡使然，也與三方所在地理環境有密切關系。東漢末年，全國最早形成割據的是巴蜀地區。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險固，北有秦嶺、巴山屏護，東有巫山、峽江險阻，距全國政治中心京都洛陽山高路遠，成都平原沃野千裏，經濟富庶，供給充足，一旦天下動亂、中央控制地方力減弱，則往往容易出現坐險割據。早在兩漢之際，公孫述就曾占據巴蜀之地，開了秦統一中國後割據蜀地的先河。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伊始，也是劉焉首先稱雄成都，張魯閉鎖漢中，率先宣布與東漢王朝分裂。後來劉備、諸葛亮能以三方最弱之實力而與曹魏抗衡，演出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英雄活劇，並且能使蜀漢政治在西南中國維持四十多年，與漢中、蜀中“四塞險固”這得天獨厚的區位地勢不無關系。誠如西晉張華評論蜀漢戰略地理時說:“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髻笮，北阻褒斜，西即限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曹操勢力起於華北、山東，關東大部分地區平原廣炭，地勢平坦，適於騎兵進行奔襲殲滅戰與集結兵團會戰，加之黃河中下遊平原是當時全國經濟重心區和人口密度最大地區，這為曹操統一北方提供了良好的用兵軍事舞台和兵源條件。因而經過官渡之戰殲滅袁紹主力，曹操很快統一北方，稱雄中原，占據當時天下九州中的充、豫、青、徐、冀、雍六州之地；有學者從政治地理學角度指出:曹操之所以很快統一北方中國，除了政治、經濟等方面原因外，“便是因為黃淮與海河平原是一個地域整體，無法予以分割。群雄爭戰的結果，只能是強者勝，不可能有較長時間處於分裂而不統一”，確實是頗有見地的。曹操集團在赤壁之戰中卻遭到空前的慘敗，主要原因則在於戰爭發生地處於古雲夢澤湖沼地帶，又是長江中遊血吸蟲病流行區，這對以北方士兵為主體又長於騎兵平原作戰的的曹軍來說，是天然不利的地理條件，結果戰爭一開始，曹兵不習水戰的弱點就暴露無遺，如周瑜據說“曹舍鞍馬，仗舟揖，劼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敗無疑，加之又很快感染瘟疫，損員慘重，曹操只好狼狽逃回北方，統一江南的曹字號戰車也被迫叫停。孫吳南渡後定鼎建康(今南京)，軍事戰略一是憑借長江天險，北禦曹魏；重兵駐紮三峽東口以據蜀漢；二是孫吳擁有荊、揚二州幾乎江南中國的大部分為廣裹後方，但長江仍是孫吳最重要的國防線。赤壁之戰、夷陵之戰都關系吳之存亡，兩次重大戰役孫吳皆以南方士兵習於水戰，利用江面寬闊、洶湧澎湃的長江天險克敵致勝，化險為夷，確立了孫吳政權在江南站穩腳跟。從社會環境來說，東漢末年當北方地區陷人戰亂、經濟殘破之時，西南巴蜀、東南江左相對平靜，“人口與經濟地位在全國範圍內與北方相比有所上升，這種情況增強了與北方對峙的勢力”，這也是促成三國鼎立局面形成的重要人文地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