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漢代家庭的生活消費

林甘泉:‘養生‘與‘送死‘：漢代家庭的生活消費

提要

一定的生活樣式反映一定的文化傳統。在以家庭為本位的中國古代社會‘個人消費不占重要地位‘生活消費通常集中表現為家庭消費‘而．養生j與．送死．則是家庭消費的兩大項目。本文擬結合文獻資料和考古文物資料‘對漢代的‘養生‘與‘送死‘進行一些考察。全文分三部分：(一)‘養生‘：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費：(二)經濟收入與‘養生‘消費的差別；(三)‘送死‘：‘富者奢僭，貧者殫財‘；(四)‘養生‘與‘送死‘的社會保障。

‘養生‘的消費水平歸根到底取決於各個家庭的財產狀況。但是各個時代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存消費，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漢代一個五口人的農民家庭，每年糧食消費約谷149石，加上食鹽和衣服費用，全年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約需236．4石，假定這個家庭有土地100畝，按當時平均每畝(小畝)產糧2石計算，其全部收獲用來支付衣食費用尚缺糧36．4石。

漢代貴族、官吏和地主的基本經濟收入‘都大大超過一般農民家庭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對於他們來說，“養生”並不是一種單純的生存消費，而是為了獲得物質上和精神上巨大滿足的享樂消費。就基本經濟收入和生活奢侈的程度而言，排列第一的是貴族，第二是大地主(尤其是商人地主)，第三是官吏。

“送死”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消費。漢代盛行厚葬，‘送死‘被視為‘養生‘的延長，成為誇飾家庭社會地位和財力的一種標志。追求復制和表現死者生前的生活樣式，是漢代基葬的一個重要特點。不僅富貴人家厚葬奢僭，連一些家境並不富裕的人家也不惜耗盡家產厚葬，這種風氣與當時流行的孝道觀念有關。

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全部社會關系都帶有封建倫常的色彩。當有的窮困家庭‘養生‘和‘送死‘最起碼的消費都無力承擔時，它的宗親族黨和封建國家都有責任予以救濟。這種救濟從一定意義上說來‘是中國古代‘養生‘與‘送死‘的一種社會保障，但它所起的作用極其有限。廣大農民由於饑寒交迫而流離失所，因此社會生產往往無法正常運行。隨著社會危機的加深，一場農民起義也就必不可免了。

關鍵詞：生存消費 享樂消費 最低生活費用 基本經濟收入 社會保障

人類社會的生產和消費相互依存，互為前提。沒有個人和集團的消費，社會生產就無法進行，人類自身也無從繁衍。

不同的消費方式反映不同的文化傳統。在以家庭為本位的中國古代社會，個人的消費不占重要地位，生活消費通常集中表現為家庭消費，而．養生j和‘送死‘則是家庭消費的兩大項目。本文擬結合歷史文獻和考古材料，對漢代的‘養生‘和‘送死‘進行一些考察。

一、‘養生‘：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費

中國古代所謂‘養生‘，既指自身的物質生活享受，也指子女對父母的奉養乃至整個家庭的生活消費。孟子說：‘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所說的‘養生‘，即包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的整個家庭的生活消費。《鹽鐵論·本議》說：‘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纻，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這裏的‘養生‘也是就各個家庭的生活消費而言的。

‘養生‘的消費水平，與人們的消費觀念有關。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生活樣式，由此也產生了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區之間消費觀念的差異。譬如漢代的南方和北方、東部和西部之間，由於自然條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消費就有不少差異。但從根本上說來，“養生”的消費水平取決於各個家庭的經濟收入和財產狀況。《漢書·楊王孫傳》說，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家境不如楊王孫的，就不可能像他那樣消費，由於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不同，漢代家庭‘養生‘的消費水平可以說幹差萬別，我們要對此作出全面和具體的說明是很困難的。但是各個時代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存消費，大體上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晁錯說：‘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漢書·食貨志》)一個人每天至少要有兩餐，每年至少要制一套衣服，這是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費。戰國初期‘李悝曾經對農民五口之家必需的衣食費用算過一筆賬。利用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我們對漢代農民家庭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衣食費用，也可以作一些推測。